徐特立：他教出两个学生，一个建立了新中国，一个写出了国歌

1927年4月12日之后，中国的天那是真黑。

那时候的长沙街头，每天早上起来，路边都要多出几具尸体。

白色恐怖搞得人心惶惶，别说激进分子了，就是普通学生都吓得连夜买票跑路，报纸上的“脱党声明”甚至都排队排到了下个礼拜。

就在这人人自危、恨不得把头埋进沙子里的关口，有个51岁的老头子，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

他没有躲进租界当寓公，也没有回老家避风头，而是直接找到了当时已经转入地下的党组织。

见面没废话，拍着桌子就提了一个要求：这时候没人敢来，我要来，我要入党。

接待他的年轻干部当时就懵了。

因为眼前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校长，毛泽东当年的恩师，也是后来写出国歌歌词的田汉最敬重的老师——徐特立。

这就好比现在的清华校长，放着年薪百万不拿，非要去前线当大头兵。

其实吧，徐特立这人一直就是个“异类”。

按理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又是教育界的名流，跟军阀混个脸熟，拿份高薪，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

但他偏不。

早在他在一师当老师的时候，画风就跟别人不一样。

别的先生是一身长衫、之乎者也，他却喜欢卷起裤腿，带着学生往乡下泥地里钻。

这种“反常”的选择，其实在1926年就埋下了伏笔。

那年，他的学生毛泽东回湖南考察。

这对师生的身份当时挺有意思，一个是老资格的教育家，一个是搞革命的“愣头青”。

但他俩见面，毛泽东没跟老师拽文词，就说了一句话：徐先生，光在书斋里教书救不了中国，您得去泥腿子中间看看。

换做别的名教授，估计早就端茶送客了。

徐特立呢？

二话没说，真的跑到长沙县五美乡蹲了一个星期。

就是这七天，让他把坚持了半辈子的“教育救国”梦给砸碎了。

他亲眼看到，那些被文人看不起的农民协会，是怎么把几千年的封建老窝给端了的。

他算是看明白了，在刺刀和枪炮面前，粉笔杆子是真没用，只有把天捅破了才行。

所以1927年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徐特立的入党申请，其实就是一份迟来的“投名状”。

党组织也没搞什么考察期，当天就批了。

于是，51岁的徐特立，成了当时全党年纪最大的“新兵蛋子”。

这老头的“猛料”，还不止这一桩。

咱们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股子悲愤劲儿是从哪来的？

这也跟徐特立有关。

田汉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在上海搞艺术，办杂志赔了个底掉，被债主堵着门骂，急得差点跳黄浦江。

远在湖南的徐特立听说了，啥也没说，把自己过冬唯一的一件皮袍子送去当铺当了。

换来的那把皱巴巴的银元寄给田汉时，他也没写什么长篇大论，就留了一张纸条。

大意是说，年轻人缺钱正常，这钱你先拿去救急，记住一点，做学问先做人，别把良心搞丢了。

后来田汉回忆说，每当写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不是什么概念，就是老师当掉皮袍的那股决绝劲儿。

所谓的家国情怀，其实就是一件当掉的皮袍子换来的救命钱。

要是你觉得51岁入党已经够疯狂了，那你得看看57岁的徐特立在干嘛。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这路有多难走不用多说，年轻小伙子都成批地倒下，但57岁的徐特立，拄着一根棍子就跟上去了。

组织上心疼他年纪大，特意给配了一匹马。

结果呢？

这匹马徐特立几乎就没骑过。

一路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他在前面牵着马，马背上要么驮着受伤的小战士，要么驮着走不动的伤员。

身边的谢觉哉身体弱，眼瞅着就要撑不住了，徐特立不动声色地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青稞面塞给了老谢，自己偷偷去挖野菜、啃树皮。

警卫员看着心疼得直掉眼泪，他却乐呵呵地说，自己这把老骨头硬得很，这点苦根本不算事。

别说骑马了，他那匹马简直成了当时的“流动担架”。

就这么硬生生地，他用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

到了延安，很多人以为这位元老该享享清福了。

毕竟资格在那摆着，又是主席的老师，又是南昌起义的前辈。

但徐特立给自己定的规矩特别奇葩：不仅不搞特殊，还要比别人更苦。

他在陕甘宁边区当教育厅长，住的那个窑洞，说实话，连现在的毛坯房都不如。

屋里除了一铺大土炕，就是一张油漆都掉光了的小方桌。

后来进了北京，组织上想给他换个宽敞点的房子。

工作人员刚开口，就被他一顿训。

他的逻辑很简单：房子破了补补就行，国家刚建立，到处都要钱，我怎么能带头搞享受？

1937年，徐特立在延安过六十大寿。

毛泽东写的那封祝寿信里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您二十年前是我的先生，现在依旧是，将来肯定还得是。

这句话后来被传成了尊师重道的典范。

其实毛泽东敬重他，不光是因为师生情谊，更是因为在革命最难的时候，这位老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信仰”。

他本来可以做个富家翁，却选择了流亡；本来可以做个高官，却选择了吃糠咽菜；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却把子孙后代都送上了战场。

1961年，他的孙女徐乾应征入伍。

临走的时候，徐特立没有给她留下一分钱的家产，只送了一句话：我留给你的，只有这一副革命的重担。

这哪是什么豪言壮语，分明就是把一家人的命都交给了国家。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那是真真正正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