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梁漱溟却反对：这是人治的体现

1949年9月，刚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的梁漱溟步出新华门，手里的那份《共同纲领》还散着油墨香。身旁的工作人员悄声说：“梁先生，主席请您再谈谈对《施政纲领》的想法。”彼时，胜利的硝烟未散，新中国的制度大厦正奠基，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对话，像是两位老友又一次切磋学问，也埋下了后来风云波诡的伏笔。

在建国初期，梁漱溟常被称作“民主人士中的清醒派”。他与毛泽东相识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因乡村建设运动而闻名。两人都自信而倔强，惺惺相惜，又常交锋。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订时，梁漱溟就曾建议设立国家主席以平衡权力，毛泽东则欣然采纳。那时，国家机器雏形初现，宪法被视为“定海神针”。

然而，历史的齿轮走到1966年，一切骤然生变。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京城内的“破四旧”把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当都掀了个底朝天。八月下旬，几名学生闯进东城旧鼓楼大街的梁宅，脚步声里带着狂热的节奏。书架被砸翻，珍贵的经史子集散落一地；夫人丁超五上前劝阻，却换来拳脚相向。梁漱溟默默收拾书页，低声念道：“纸破可补，人心难补。”

接下来的两年，他被“军事管制委员会”禁止出门。院子里翻着土，挂着大字报；屋里冷清，灯下却常有笔墨游走。自1967年起，梁漱溟动手撰写《中国——理性之国》，17万字，全是倔强地“与疯狂较劲”。在朋友们看来，那像给时代写的一封万言求医书。

1970年仲夏，中央和“文革”小组草拟的《宪法修改草案》摆到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学习桌上。那一年，毛泽东已决意撤销国家主席职位。这并非头一回出现争议。先前在党内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不要设国家主席”，理由是减少官僚层级、避免“二元权力”。文件同时把林彪写进国家副主席的法定第一继承序列——看似加冕，实则将其“定格”。

梁漱溟拿到草案，一目十行，眉头很快锁紧。他注意到两个敏感处：一是“国家主席”空缺，二是林彪的接班身份被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按照中国传统，国不可一日无主；在现代宪政框架里，元首职位更是对外代表国家、对内维系权力制衡之枢纽。若凭“一时不信任”便废设，法制便让位于人治。梁漱溟认定：这不是削权，而是将更多权力重新聚于最高领袖。

周二的例会如期在政协礼堂举行。军代表立在主席台侧，先重复了“充分发表意见”的指示。轮到发言时，梁漱溟捋了捋花白的鬓角，语气淡定却分量十足：“宪法之要，贵在约束权力。今天我们说不设国家主席，明天若又设，岂不教天下笑我朝令夕改？若嫌某人不适任，可不选之，岂能因人废制？”话音落地，屋内仿佛闷雷一声，茶水都凉了半截。

会议并未当场爆发。军代表低声嘀咕，“内部讨论，不外传。”算是给在座诸人都找了台阶。梁漱溟回到住所，依旧每日打扫院落，过“检查”生活。可从此之后，他成为北京茶余饭后的隐秘谈资：一个敢对最高层制度设计说“不”的老人，活脱脱像是古书里走出的直谏之士。

1971年，一场阴云笼罩。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折戟温都尔汗，外界惊愕。很多人这才回想起，原来那年六月的草案不过是政治布局的一环。梁漱溟的警示并未改变大势，却印证了他的判断：制度若随个别人起落，一国政体便难言稳定。

时间走到1973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迎来八十寿辰。北京的天空罕见地飘着洁白小雪。清晨，梁漱溟拎着一个蓝布包走到中南海东门。门岗不敢怠慢，却也不敢擅收礼物。“这不是寿礼，是我写的书稿。”老人语气平和，眼神里却有几分急切。卫士请示后，留下了那包沉甸甸的纸稿——正是《中国——理性之国》。两个人的对话简单到只有几句，却像钉子一样，把那一刻钉进了历史。至于稿子是否送到毛泽东案头，档案里没有答案。

有意思的是，1975年1月通过的新《宪法》果然取消了国家主席，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国家元首”这一安排。起草小组负责人周恩来当时病体沉重，却仍在会上强调“这是党的决策”。而那一年，梁漱溟已七十六岁，身体每况愈下，只能在病榻上看着《人民日报》头版，默然良久。

从法理视角看，国家主席的缺位，带来三重后果：对外外交礼仪需临时借助委员长名义，对内立法与行政监督职能模糊，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把手”旁缺少制度性缓冲。梁漱溟忧虑的，正是后两者。把国家的持续性系于个人意志，等于让长城砖石抽掉灰浆，看似稳固，其实一震就松。

不得不说，梁漱溟的担忧和他一贯的政治哲学相吻合。他自幼研佛学，信奉“有天理，后有人情”，把“仁”“礼”“度”视为纲领。1930年代办乡村建设学院时，他就主张“自治”“自觉”，强调制度要让百姓有秩序可遵。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建言设参事院、办学术议政机构，其核心仍然是“以理性节制权力”。

当然，毛泽东的政治考虑远比学者情怀复杂。废除国家主席名义上是削减行政层级，实则是为集中力量对付随时可能冒头的“篡党夺权”风险。毛泽东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说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当国家主席好当得很吗？我来当就不行。”言外之意，是要用一种开放式的元首空缺来阻止林彪坐实第二号人物的位置。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1970年多数人像梁漱溟那样坚持设立国家主席，是否能形成足够的制度约束？抑或会激化内部分歧？当年的会议记录里，能看出的只是“绝大多数同志赞成不设此职”。少数异议被搁置，并没有进入正式文件。

1978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1982年，国家主席职位重新写入新宪法。那时，梁漱溟已在故乡山东聊城故园中安静地度晚年。朋友去看他，他半躺在藤椅上，指着新宪法微笑：“制衡终究要回到轨道，这是生生不息的道理。”

梁漱溟的故事之所以值得重提，并非因为他料事如神，而是他始终相信“国有常道”。面对暴风骤雨，他选择不毁弃笔墨；即便处在批斗与贫病之间，他仍然以制度为锚，提醒最高掌舵者：权力纵有巨浪，也需堤坝。

历史上的一次小小发言，最终被湮没在那个年代的喧嚣里，但它像暗夜微烛，照见传统士大夫的责任心——君有失，臣子敢言。今天读到当年那张被红卫兵撕破的草案影印件，墨迹模糊，却依稀可辨梁漱溟批注的几行小字：“宪法者，国之大信也。”这七个字，在档案纸上蜿蜒，却比镰刀锤头更有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