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困惑：中国未殖民侵略却拥有960万版图

当西方人盯着中国地图，满脑子都是无解的困惑：960万平方公里，整整一个欧洲的体量！葡萄牙靠船炮抢海外，西班牙用火枪吞美洲，英国靠殖民造日不落——按他们“土地=武力=侵略”的铁律，中国若没干过大规模对外扩张，凭什么坐拥这般广袤疆域？

公元前11世纪的渭水之滨，周人还没有“中国”的概念，守着关中平原一隅，靠着种地艰难求生。对那时的华夏先民来说，生存的底线从不是“打下多少地盘”，而是“能不能种出足够的粮”：一场旱灾能让部落灭族，一次洪水能让数年积累归零，水源、土壤、稳定的农耕环境，才是真正的命根子。

所以周人的政治核心，全围着“种地”展开。《周礼》里周天子亲耕籍田，从不是作秀，而是昭告天下：华夏的根，在粮田，不在战利品。为了把地种好，他们甚至放下姿态，把擅长治水的外族工匠请为上宾，学技术、谋生存，而非像欧洲征服者那样，抢资源、灭族群。

周人的疆域，就这样顺着黄河流域慢慢延伸，却从不会越界去争那些不适合农耕的土地。往北是苦寒草原，种不了麦；往西是高原戈壁，长不出稻；往南是蛮荒丛林，开发成本远大于收益。那时候的疆域边界，从不是刀剑砍出来的军事线，而是犁头划出来的农耕线。

能一起种地、一起治水的，就是同一片天地，这份“以农定界”的节制，成了华夏疆域扩张的底层逻辑。

到了春秋，齐桓公称霸，成了天下共主。按欧洲的霸主逻辑，此刻正是吞并弱国、开疆拓土的最佳时机，可齐桓公偏不走这条路，一手打造“尊王攘夷”的格局，成了华夏疆域雏形的奠基人。

他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从不是九次武力征服，而是九次会盟结盟。把黄河、长江流域的诸侯国聚到一起，划定边界、约定互助，核心就一个：放下内斗，联手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你家被匈奴打了，我出兵帮忙；我家遇灾了，你送粮支援，把散落的农耕城邦，织成一张共同的防护网。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初衷只是联和大月氏夹击匈奴，一场纯粹的外交任务，却意外揭开了华夏疆域拓展的全新方式。张骞被匈奴囚禁十年，逃出来后西行万里，虽没完成外交使命，却带回了一个让汉武帝眼前一亮的消息：西域诸国，久闻汉朝丝绸盛名，个个想通商贸易。

汉武帝当即改弦更张：既然打不成同盟，那就做买卖。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着300人的使团，满载丝绸、黄金、牛羊，不是去打仗的，是去“交朋友、做贸易”的。

这一趟，打通了东西方的商路，丝绸之路正式诞生——丝绸、铁器、漆器往西走，葡萄、苜蓿、汗血马往东来，沿途的绿洲城邦突然发现，和汉朝做生意，比跟着游牧部落打仗划算百倍：不用流血牺牲，就能换来精美的丝绸、先进的农具，何乐而不为？

于是，西域诸国开始主动向汉朝靠拢，学灌溉技术、学农耕方法，汉朝在西域设屯田，军队不用天天打仗，只管开荒种地、保障商路畅通，粮食自给自足，还能接济周边城邦，疆域就这样跟着丝路慢慢延伸。

到了唐朝，更是把这份智慧发挥到极致，搞起“羁縻府州”制度：当地首领当都督、刺史，自己管自己的地盘，唐朝不苛捐杂税，只负责边防和商路，给官印、给名分，让他们既有面子，又有实惠。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覆灭，蒙古铁骑踏遍华夏，忽必烈成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蒙古人是天生的征服者，从草原打到多瑙河，武力冠绝欧亚，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

蒙古骑兵善骑射、能打仗，却不懂种地、不会治民，而偌大的帝国，税收全靠农耕的汉人，光靠铁蹄，根本管不住这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好在忽必烈没有刚愎自用，听进了汉人儒臣的建议：放弃“一刀切”的征服制度，搞“因地制宜”的管理。于是，行省制应运而生，全国划分为10个行中书省，每个省的官员班子，都由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组成——蒙古人管军事，镇得住场子；色目人管财政，会做生意；汉人管农业，懂民生，三者互相制衡、互相依赖，少了谁都玩不转。

行省长官的核心任务，不是“统治”，而是“协调”：让草原的游牧民族、中原的农耕民族、西域的商贸民族，能在同一个行政框架里共生共荣。这不是简单的“分而治之”，而是高明的“合而协之”。忽必烈用这套制度，把原本分散的各个区域，牢牢捏成了一个整体，哪怕元朝只存在了98年，可这套制度却留了下来。

明朝把行省改成布政使司，架构丝毫不改；清朝全盘继承，一直用到民国；今天中国的省界，大多还是元朝划定的样子。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大明建立，蒙古人被赶回了草原。

按常理，新朝建立，总要否定前朝的一切，划清界限，可朱元璋却做了一件极其务实的事：凡元朝有效管理过的地方，明朝全部接手，西南的土司制度、边疆的卫所制度，原样沿用；甚至一些元朝的地方官员，只要愿意归顺，照用不误。

在《明太祖实录》里，朱元璋说了一句话，道破了背后的逻辑：

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政治智慧——如果宣布元朝的疆域不算数，那西南的土司、西北的卫所，转眼就成了无主之地，要么自己花钱花人去开拓，要么等着别人来捡便宜，不如承认既成事实，在既有框架上修修补补，省力又高效。

清朝则把这份包容与务实，推到了新高度。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把准噶尔部打得节节败退，可噶尔丹死后，康熙没有屠城、没有灭族，反而把归顺的蒙古部落编成“盟旗”，给首领封爵位、定牧地，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草场，朝廷不干涉内部事务，只要求定期朝见、拱卫边防。

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后，在伊犁设将军府，驻军守边的同时，允许回、满、锡伯等民族自管乡土，各民族共生共存。

汉朝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也从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围而不灭，限其畜牧”——不是打不过，而是没必要，灭了游牧部落，谁来为中原养马？谁来守北方那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中国式的边防，从来追求的是“安全线”，不是“占领线”；中国式的疆域稳固，从来靠的是包容共生，不是武力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