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郑秘书被另行分配工作，88年擢升为中将

1988年9月14日，北京军事科学院礼堂内掌声此起彼伏。身着笔挺军装、胸前一枚闪亮星徽的郑文翰走上台阶，人群里有人低声嘀咕：“这位就是当年彭总的郑秘书？”一句轻声感叹，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近三十年前的庐山。

授衔典礼完结，老同事围上来寒暄，郑文翰只是笑着点头，没多谈自己的“高升”。回到办公室，他顺手翻开抽屉，里面静静躺着一张1959年9月11日的值班登记表。那天，他告别彭德怀——日记里写了八个字：风急天高，各自上路。

时间拨回1955年春。2月28日，他受命从朝鲜开城联络处回国，三天后被通知去中南海报到。初见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他坦言“对起草稿件没底气”，却被一句“年轻人就得边干边学”堵了回去。随后，郑文翰被带到居仁堂，远远看见彭德怀正伏案批阅文件，灰呢军装、卷起的袖口，白墙上那盏日光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短暂寒暄后，彭德怀丢下一句：“怕啥子？跟着我，好好干。”便埋头又写。

就这样，三十一岁的上校成为彭总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参谋。他的主要任务听上去简单——“管材料、报情况”，可真正上手却是硬仗。每天凌晨六点，秘书处的灯已亮；机要、保密、电文、来信，圈批箴言，用铅笔写好，再用钢笔誊清，一张都不能错。郑文翰后来回忆：“那几年，最大的本事就是把字写小、写匀，还得写得快。”

同年9月28日，全军首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礼堂举行。礼堂外秋风乍起，他被授予上校军衔。按说值得庆贺，彭德怀却只说一句：“以后少犯错，比什么都光荣。”语气不重，背后的期望却沉甸甸。

彭德怀行事雷厉，也讲分寸。1955年10月，安东赴苏考察“六小时一贯制”，回国报告称那是苏联应付住房紧张的权宜之计，并非普遍模式。彭德怀当夜批示：我军院校不合用，立即废止。郑文翰随手把批示递给相关部门，一句“思想懒汉”扔在桌面，屋里无人再吭声。这事后来常被当教材反复提及，郑文翰写在笔记里：制度不能照抄，脑子得常开机。

陪同外出视察更是家常便饭。1957年8月，彭德怀沿京包线一路南下，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连轴转。出发前，他交代“三不原则”：不住招待所、不让地方迎接、不单挂车皮。列车到站，偏有人候在站台，彭德怀板着脸：“说过不要来，搞排场干什么。”郑文翰在一旁暗自咂舌，感到肩上的责任又重了几分。

彭德怀发火，多半与浪费、违纪有关。1958年夏，他在东北一个靶场看到昂贵的钢筋水泥横梁，说那是“典型的拍脑袋工程”，并指名让军械部调查。郑文翰记下这笔账，事后督办追责。从那天起，“脑子不转就是浪费”成了军内常被引用的警句。

然而世事难料，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形势突变，彭德怀因意见分歧被错误地批判。9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律调离。临别前，彭德怀对郑文翰说：“你们的任务告一段落，别灰心，踏踏实实干，总有机会。”话不多，却给了他继续奋斗的底气。

离开中南海后，郑文翰先到军委萧华办公室任副主任。那时，大量条例、报告、讲话稿需要起草，他经验渐丰，行文更干练。1962年升任主任，1975年调入军事科学院。从副主任到院长，他花了整整十三年。在此期间，震后恢复、军事理论研究、干部轮训，该挑的担子一样没少扛。1988年，他终于佩上中将肩章，外界夸他“熬成了将”。他却轻描淡写：“不是熬，是干。”

1990年4月，年满服役年限的郑文翰正式卸任，转而整理日记、出版回忆录。《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公开后，许多年轻军官读到彭德怀那句“思想懒汉没有出息”时都握紧了拳头。1998年10月6日，他回到湘潭参加彭德怀思想研讨会，发言时说：“彭总最宝贵的是敢于较真，谁较真，谁就能进步。”台下掌声很长。

2006年1月8日清晨，老人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享年八十七岁。书桌上，他最后批改的一页手稿上写着：“历史不会亏待认真人。”短短九个字，像一枚钉子，牢牢钉在纸面，也钉进了后来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