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中央评出“36位军事家”，一名老干部致信中央：漏掉了一个人

1996年10月的一个午后，军委办公厅忽然收到一封加急信。信封泛黄，却盖着醒目的“机要”印章，收信人写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拆开一看，落款是“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李××”。信里只有寥寥数语：评出的三十六位军事家里，少了“彭干臣”三个字。

名单是在同年9月初正式对外公布的。邓小平1995年便批示要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杰出指挥者做一次系统梳理，军委组织史专家、老将军、档案人员连续闭门讨论三个月，最终“36人”定稿。名单甫一公布，社会反响很大，许多退役干部翻资料、写回忆，街头小报都跟着热闹。

然而李老的信，语气冷静，没有渲染，更不像争名夺位。工作人员把信呈上去，军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批注：“请史专家核实。”于是，尘封多年的卷宗被再度打开。

彭干臣，1900年生于湖北监利。资料上写得简单：1924年入黄埔一期特别训练班，同年加入孙中山创设的铁甲车队，政治部主任正是周恩来。这里的“铁甲车队”，是早期共产党人在军内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有人评价那支队伍“兵不多，却是种子”。

1925年春，东江讨陈作战，陈炯明部火力凶猛。冲锋前，团部传来简短命令：“顶着打，务必拿下东门。”彭干臣举手敬礼，一句话也没多说。战斗中他的小拇指被子弹削断，简单包扎后继续上阵。战后同袍调侃他“少了根指头”，他却笑：“少根指头，比少条东江要好。”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这名学生印象极深。1926年国共合作高潮时，黄埔政治部改选干部，周恩来亲笔在“参谋人才”一栏写下“彭干臣，勇悍能筹”。同年冬，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短训。回国后，直奔叶挺独立团任参谋长，北伐途中的“汀泗桥夜袭”和“贺胜桥强攻”两战，都是他主导的参谋方案。

1927年“4·12”政变后，南昌城头响起第一声反击炮火。起义军编成十一师，师长彭干臣，政委恽代英。起义失败后，队伍分散，彭干臣随周恩来向东撤，随后接到地下工作指令，化名“彭光远”，专做培训。抗压环境下的培训班极其简陋，教员无黑板，用煤渣在门板上画作战示意图；警戒岗是他的爱人江鲜云抱着两岁的孩子站在巷口。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决定整编赣东北根据地武装。周恩来电令：“缺一位能文能武的参谋长——干臣可行。”彭干臣到了赣东北仅半年，就把几股零散游击队合为两个主力团，整合出的火力大队配上缴获的迫击炮，解决了老区最缺的重火力。

遗憾的是，1934年春，他在北移抗日的途中，于皖赣边界被敌伏击。战斗持续六个小时，他掩护主力突围，带不足一百人的断后队退到山口，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身份的遗物。

周恩来听到牺牲消息后，立刻安排寻找家属，却一无所获。抗战和解放战争接踵而来，这件事被冲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每遇到老部下，总不忘问一句：“找到干臣家人没有？”可惜线索始终中断。

1953年，彭干臣的独子彭光伟写信给邓颖超，自述身世。周恩来见到小伙子时，握着他的手说：“动作神态一模一样。”这句并不长的话，却让在场的人鼻子发酸。随后的安排中，中央批准抚恤，档案记载“革命烈士”，级别为军级干部。

时间来到1983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几位中国同学相聚北京。有人偶然提到当年那位“彭参谋长”，说“如果他没牺牲，至少是集团军司令的料”。这句话传到彭光伟耳里，他决定把父亲的一切弄清楚。他足足跑了十一个省，拜访四十多位老兵，才把零散口述拼成一份三十万字的《彭干臣烈士事迹初探》。

1996年军委评“36位军事家”时，评审原则之一是“完整军旅历程及对我军建制、战略战术有显著贡献”。彭干臣阵亡早，未参加抗日、解放战争，资料有限，这是他落选的直接原因。老干部李××得知后，写了那封信，并附上一段批注：“功过要看是否奠基，不应只算是否收官。”

复核结论最终维持原案，但军委另行决定：统一补发“高级指挥员”证书，并将其事迹编入《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生平》。1997年清明，军事博物馆开设“红军参谋长彭干臣生平展”，展区不大，却常有年过七旬的老兵在展柜前驻足很久。

试想一下，一位早年战死的指挥员，能在六十年后重新被后辈记起，本身已是某种公正。称号有先后，牺牲却只有一次。史书翻过的那一页不该空白，李老那封短短的信，像钉子一样，把一段容易被尘封的历史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