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忍辱生下侵华日军儿子，却让儿子痛苦一生

2019年，那年韦绍兰走了。

她在人间凑合了快一百年，临闭眼的时候，丢下一句话：“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这话乍一听，那是真豁达。

可你要是扒开她这辈子受的那些罪，就会发现这话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里头藏着一股子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的狠劲儿。

在中国，她是唯一一个敢站出来承认自己生下了日本兵孩子的“慰安妇”受害者。

就在她身后这些年，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头看客，甚至连她亲儿子罗善学，心里头都堵着个大疙瘩：

明明是从狼窝里逃出来的受害者，为啥非要把仇人的种生下来？

这笔糊涂账，到底咋算？

罗善学这辈子，都在替亲妈当年的这个“拍板”还债。

他打光棍打了一辈子。

不是不想有个家，是十里八乡没哪个女人敢进门。

在广西桂林荔浦县那个小村沟里，打从他记事起，屁股后面就跟着一群起哄的小孩，喊他“小日本”。

这仨字像块狗皮膏药，怎么撕都撕不掉。

就连后来进门的继父——那个一脚踢不出个屁的老实农夫，虽说没狠心把他撵出去，可也没给过个笑脸。

在继父看来，这孩子的存在，就是贴在老罗家门框上的一张骂名。

罗善学心里有过恨。

他恨旁人的白眼，更恨亲妈当初的死脑筋。

他不止一次在心里嘀咕：明知道是个“祸害”，明知道生下来就是遭罪，干嘛非要把我拽到这世上来受苦？

说实话，这一步棋走得太反常了。

按常理出牌，或者照着当年绝大多数受害姐妹的路子，逃出生天后的头等大事，要么是改名换姓远走高飞，要么是一碗药把肚子里的麻烦解决了。

就像同是幸存者的雷金莲。

十三岁就被抓走，后来那是她爹拼了老命救出来的。

回家后，爹就给她定了个死规矩：“这事儿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能提，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你被鬼子糟蹋过。”

雷金莲听话，嘴巴闭了一辈子。

这是那是求生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活法。

可韦绍兰偏偏选了一条满是荆棘的道儿。

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1945年，才能明白韦绍兰当时那是处在啥样的绝境里。

那一年，韦绍兰刚从日军的魔窟里捡回一条命。

就在几个月前，1944年的冬天，日本兵扫荡到了荔浦县新坪镇。

二十四岁的韦绍兰背着还在吃奶的闺女逃命，躲进了自家地窖，结果还是被那帮畜生给拖了出来。

接下来的九十多天，那就是活见鬼。

她不想提，但这笔账历史得记着。

在那个临时搭起来的慰安所里，刺刀就抵在脖子上，眼瞅着闺女被拿来当人质，为了孩子能活命，她只能咬碎了牙往肚里咽，屈辱地苟活着。

熬了三个月，她趁着看守打盹的功夫溜回了家。

你以为噩梦醒了？

没呢，这才哪到哪。

回家没几天，因为长期吃不饱再加上吓得不轻，她在魔窟里拿命护着的闺女，发高烧没挺过去，走了。

紧接着，那个晴天霹雳来了：她怀孕了。

这一连串的大嘴巴子抽过来，就是个铁打的汉子也得趴下，更别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

这会儿，摆在她跟前的路其实也就三条。

路子一：死。

脖子一抹，啥烦恼都没了。

路子二：打掉孩子，瞒住那段丑事，苟延残喘。

路子三：生下来。

起初，韦绍兰选的是路子一。

丈夫嫌弃的眼神、婆婆的长吁短叹、村里人的唾沫星子，再加上没了闺女的痛和怀上孽种的恨，她彻底崩了。

抄起家里的农药瓶子，仰脖就灌了下去。

得亏邻居眼尖发现得早，要不后来那些事儿压根就不会有。

救过来之后，婆婆抹着眼泪劝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啊。”

就在这当口，韦绍兰心里的算盘变了。

命是捡回来了，可肚子里这个咋整？

旁人看来，这孩子是耻辱柱，是鬼子作恶的铁证。

可在韦绍兰眼里，这是一条活生生的命。

这里头有个特别朴实但又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理儿：作孽的是日本人，孩子又没罪。

她给这娃取名叫“善学”。

这名字有讲究。

哪怕身上流着一半侵略者的血，她也盼着这孩子能学好，做个正派人。

这不光是当娘的心软，更像是对那个操蛋命运的一场宣战——你们给我种下了仇恨，我偏要把它浇灌出善良的花来。

为了这个决定，她付出的代价大得吓人。

往后这几十年，她跟儿子罗善学就活在一个巨大的冰窖里。

娘儿俩相依为命，像两座孤零零的岛。

儿子因为身世问题打了一辈子光棍，到了晚年，还得面对没人送终的凄凉。

罗善学绝望的时候说过：“以后我妈要是不在了，我就跟着她一块儿去。”

这话听着让人后背发凉。

那是被世俗偏见压弯了脊梁骨之后，彻底的自暴自弃。

一直熬到2007年，有个叫苏智良的教授敲开了他家的门。

苏智良是专门研究“慰安妇”这块儿的专家。

这几十年，他就像个在废墟里刨食的淘金者，死命地要把那些被人故意忘掉的真相挖出来。

太难了。

绝大多数受害的老太太见了他，反应都跟商量好了一样：“滚！

没这回事！”

也是，谁乐意把结了痂的伤口撕开给外人看？

谁愿意承认自己有过那么一段不光彩的日子？

可韦绍兰不一样。

当苏智良告诉她，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要找日本人讨个说法时，这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突然炸了。

她决定开口。

这也是个要命的转折点。

对很多老一辈来说，闭嘴是为了“面子”。

但在韦绍兰看来，只有把真相亮出来，那才叫真正的“尊严”。

“我真的做错了吗？”

她问自己，也问这个世道。

既然没做错，干嘛要像老鼠一样躲着？

该躲的、该没脸见人的，难道不该是那些施暴的畜生吗？

2010年，九十岁高龄的韦绍兰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去日本。

她领着那个被叫了半辈子“小日本”的儿子罗善学，直愣愣地站在了日本东京的“慰安妇”民间法庭上。

那一刻，她不再是个受尽窝囊气的农村老太太，她是个控诉者，是个审判官。

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讲战争受的罪，在受害者听证会上指着鼻子骂日军的暴行。

她那瘦得像把柴火似的身板里，爆发出的能量吓了所有人一跳。

这趟日本之行，不光是为了讨个公道，更是为了解开儿子罗善学心里的那个死结。

罗善学头一回看见，亲妈流着泪讲当年的遭遇。

那些他以前死活想不通的痛苦，那些被母亲一个人咽下去的血泪，头一次血淋淋地摆在他面前。

他终于懂了，亲妈当年那个决定有多难，心有多硬。

从日本回来后，罗善学变了。

他不再提“寻死觅活”那茬，反倒对老娘更上心了。

那个曾经让他恨得牙痒痒的“身份”，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证据”。

他是中国头一个公开的“慰安妇”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他只要站在这儿，就是对日军罪行最响亮的耳光。

导演郭柯拍了个片子叫《三十二》，讲的就是韦绍兰的事儿。

片名之所以叫《三十二》，是因为那会儿全国敢公开身份的幸存者就剩下三十二个人了。

后来，这数字变成了二十二，郭柯又接着拍了《二十二》。

在镜头底下，韦绍兰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她穿着并不合身的老布衫，坐在破烂的门槛上，说着那句让无数人眼泪决堤的话：“这世界真好。”

这是一种啥样的境界？

这不是原谅，绝对不是。

对日本人，她到死都没等到那句“对不起”。

对那段日子，她一刻都没敢忘。

她的“好”，是对活着这事儿本身的敬重。

日本鬼子毁了她的青春，抢走了她的闺女，留给她一身的病痛和一个尴尬的孩子。

按照那帮畜生的逻辑，她早就该废了，烂在泥地里。

可她偏不。

她不光活下来了，还把孩子拉扯大了，还敢站出来指着鼻子骂你们。

这才是对侵略者最狠的报复——你没能毁了我，我活得比你想象的还要硬气。

2019年，韦绍兰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纪录片里的数字也在不停地往下掉。

一直到2023年11月9日，随着李美金老人的离世，那个沉甸甸的数字“二十二”，终于归零了。

但这事儿没完。

日本人或许正躲在角落里偷着乐，等着这些老人都老去、死去，等着人证一个个消失，好像这样历史就能被抹得一干二净。

但他们算盘打错了。

像韦绍兰这样的老人，用她们残缺的一辈子，把自己活成了立在历史里的碑。

她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不管是当年的忍辱偷生，还是后来的勇敢发声，都在冲着后人喊话：

真相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

这笔血债，时间不会忘，咱们更不敢忘。

信息来源：

纪录片《三十二》，导演郭柯，2014年上映。

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2017年上映。

苏智良：《中国慰安妇真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