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的变态行为，兽性大发同时睡姐妹俩，求雨不成直接炮轰龙王

民国二十一年秋天，九月初三。

济南站的铁轨旁，空气突然凝固。

砰！

砰！

枪口冒着烟，那个身形像座肉山似的穿西装男人，直挺挺砸在了路基旁。

扣动扳机的汉子叫郑继成。

这一梭子下去，算是替山东几千万老少爷们儿出了一口恶气。

那具庞大的尸首就晾在站台上，灰土落了一脸，从早晒到晚，愣是没一个人上前收敛。

再瞧瞧城里的动静，才叫一绝。

按常理，死过曾经的“封疆大吏”、大军阀，街面上多少得乱一阵子吧？

并没有。

济南城里反倒是鞭炮炸响了，满大街飘着红纸屑，那热闹劲儿，比过大年还喜庆。

日后，盖棺定论，墓碑上凿下八个大字：“祸鲁祸民，死有余辜”。

这人，便是张宗昌。

不少人拿他当个笑话讲，喊他“三不知将军”（兵不知数、钱不知数、姨太太不知数），觉着他不过是个大字不识的流氓头子。

可若是咱们把视角拉高，细细琢磨他在那几个节骨眼上的做法，你就会明白，这不光是“恶霸行凶”的段子，而是一个握着枪杆子的掌权者，是咋样一步一步踩烂底线，最后把整个盘子——连同他那条命——一块儿砸得稀碎的。

把日历往回翻五年，1927年夏天。

那阵子的山东，旱得冒烟。

田里的土裂得跟龟壳似的，庄稼苗全晒成了干草。

乡亲们实在没辙，只能跪在龙王庙前把头磕得砰砰响，求老天爷赏口活命饭。

身为山东督办，也就是地头上的“一把手”，张宗昌撞上了一道典型的危机公关题。

当地有头脸的士绅找上门，请他主持求雨大典。

照官场规矩，这时候只需顺水推舟，去庙里点几根香，作几个揖，既安了民心，又不用掏腰包。

这属于“作秀”，是维稳成本最低的路子。

可张宗昌偏不走寻常路。

他倒是去了庙里，可手里拿的不是香火，身后跟着的是荷枪实弹的兵痞。

进门既不拜也不跪，冲上去照着龙王爷泥胎就是一顿大耳刮子。

嘴里还骂骂咧咧：“日你妹子，不给百姓下雨，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场景看着荒唐，可你细想，张宗昌的逻辑糙得很：老子有枪，这地界上，神仙也得听老子的。

他这是拿治土匪那一套来治神仙。

转过天来更绝。

天依旧是大日头。

换个人，这会儿早就找借口溜了，或是怪心不诚。

张宗昌不干。

他拍板了一个多年后还在被人嚼舌根的疯狂决定：

把19门山炮拉到千佛山脚下，让炮兵装上实弹，对着老天爷开火。

“轰！

轰！

轰！”

炮弹带着哨音钻进云层。

说来也邪性，炮火停了没多久，那乌云真就聚拢过来，紧跟着大雨倾盆。

这场“炮轰龙王”的闹剧，让张宗昌尾巴翘到了天上。

在他那简单粗暴的脑子里，这事儿证明了个理儿：拳头硬不光能服人，连老天爷都得服软。

但这恰恰是他走向灭亡的引信。

当一个掌权的人认定“暴力”是搞定一切的万能钥匙时，他把自个儿所有的退路都给堵死了。

他不懂的是，世上有些玩意儿，是炮弹炸不出来的。

比如银子，比如人心。

再瞧瞧他第二个决策路数：咋搞钱。

养兵要响大洋，打仗要军费，那一后院的姨太太也要挥霍。

钱打哪来？

正经路子是“养鸡下蛋”，搞活经济再收税。

可这太慢，张宗昌等不起。

他的法子是“杀鸡取卵”，恨不得把鸡骨头都扔进锅里熬出油。

他在山东立了多少名目？

林林总总，整整六十七样。

大到开铺子、种庄稼，小到蹲茅房、养猪崽，样样都得掏钱。

最没谱的是，他把黑手伸向了最底层的人格底线——连打光棍都得纳税。

不管你穷得叮当响还是咋样，只要是个男的，没娶媳妇，名字在册子上，就算“未婚”，这笔钱就得交。

这笔账他是咋算的？

他只盯账本。

只要硬抢，账面立马就能好看。

有了钱，他在督军府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库房里明明堆着救命粮，却不发给灾民，反倒让那一帮白俄姨太太拿粮票去换皮草和香水。

这么干的后果是啥？

是一幅撕裂到极点的图景。

这一头，督军府里，太太们脚上蹬着上海定制的绣花鞋，鞋面擦得锃亮，装满金银首饰的箱子上了专列，一路晃荡到济南。

那一头，山东村口的老树皮都被刮秃了，乡亲们把树皮磨成粉硬往下咽。

买卖铺子早早关张，账房先生愁得直撞墙。

张宗昌觉着这叫“本事”，能搂到钱就是能耐。

但他忘了，钱是社会的血。

你把血抽干了，人也就凉了。

到了后半段，兵站发不出饷银，地盘开始晃荡，曾经跟着他混饭吃的弟兄，心也散了。

如果说经济上的生吞活剥只是让人活不下去，那他在社会秩序上的打砸，则是让人彻底绝望。

这就牵扯到他的第三个要命决策：咋对待规矩和边界。

1926年，张宗昌在四九城蹲过几个月。

嘴上嚷嚷着维持治安，手底下干的却是啥？

他是把“山大王逻辑”直接搬进了皇城根底下。

以前军阀掐架，大家伙儿多少还讲点“体面”，比如“祸不及妻儿”，给名流留点脸。

张宗昌不管那一套。

在京城那阵子，老百姓夜里都不敢闭眼。

大兵翻墙入院，破门抓人，抢财物抢妇女。

白天更猖狂，当街拦车绑票。

有两件事儿，最能看出他狂到了没边的地步。

一个是王士珍的亲侄女。

王士珍那是啥人物？

“北洋三杰”里的“龙”，连袁项城都得敬三分的主儿。

结果他侄女走在道上就被掳走了。

另一个是前清某位王爷的儿媳妇。

在东安市场逛街，布料刚扯好，张宗昌的兵车往路中间一横，直接把人拎上车。

这在当时的北京城简直炸了窝。

家里人急得没法，只能去托京畿卫戍的关系，最后还是王怀庆出面周旋，才算把人捞出来。

这说明啥？

说明在张宗昌眼里，就没啥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回到督军府内，这种对“人”的践踏更是到了极点。

总务处墙上挂着牌子，写着五十六个号。

这五十六个号，对应着他五十六房姨太太。

在这儿，女人没名没姓，就是个数字。

屋子分排住，衣服有人发，跟管理库房里的罐头没两样。

这还不算完。

看门的副官常被派出去踩点，谁家闺女年岁相当，车直接堵门口。

屋里哭声一片，人就被强行拉走了。

为了维持这种高压统治，他使出了两招极度阴损的手段。

一招叫“切开亮亮”。

甭想多了，就是字面意思，把大活人劈开，亮给大伙看。

另一招叫“听听电话”。

把砍下来的人头挂电线杆子上，远瞅着像是在接电话。

过路的人只敢拿余光扫一下，赶紧低头猛走。

酒桌上，他的摆盘也讲究：一摞小黄鱼旁边，摆着一颗刚挖出来的人心。

灯影一晃，桌上透着阴森气。

满屋子没人敢吱声，大伙互相对个眼神，赶紧把视线挪开。

这种狠劲儿确实管用，短期内没人敢炸刺儿。

但他这笔账算岔了。

恐惧这东西，是有临界点的。

当你把所有的底线都踩烂了——神灵的底线（炮轰老天）、活命的底线（刮地皮）、伦理的底线（抢民女）、性命的底线（虐杀）——你就把所有人都推到了你的对立面。

权柄攥在手里，没人拦得住，可规矩一松，人心跟着散，事情就只能顺着那个道儿，往死胡同里钻。

1932年，当郑继成在济南站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在开火。

那是被饿死的灾民、被抢走闺女的老爹、被无故宰杀的冤魂，一块儿用劲扣动了那个扳机。

那八个字“祸鲁祸民，死有余辜”，不是骂街，是历史给出的判决书。

村里的老辈人后来念叨起河道干枯那阵子，军车堵在龙王庙门口，炮声把鸟都吓飞了。

那时候大伙只觉着这当官的疯了。

如今再回头看，那哪是打龙王，分明是张宗昌在给自己敲丧钟。

民间伤天害理的事儿一件挨一件，串起来就是条索命绳。

后来人读到这些，该明白规矩的边儿在哪，该懂得啥时候，必须把伸出去的那只手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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