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时代印记，你知道哪些历史细节

1857年，刘大鹏出生在山西太原赤桥村。他37岁中举，之后三次赴京会试均落榜，从此归乡。写日记成了他35岁后的日常功课，一写就是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五天还在记录。他以曾国藩为楷模，用日记做儒学修身工夫，光绪十八年的日记里工整抄录《曾文正公课程》，要求自己“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早期日记多是修身内容，抄录对联、格言、游记，后来义和团运动后，他觉得中国进入“乱世”，日记里开始多了时事记载，说“惟于日记册中聊记慨叹而已”。

1905年废科举的上谕传来，他写下“闻者哄然，士皆丧气”八个字，晚年仍认为废科举兴学堂是纲常全失、世局日乱的根源。辛亥革命后，他“称年号仍系宣统，以予系大清之人”，大年初一迎神祭祖仍戴顶帽，把孙中山叫“逆首”、袁世凯叫“逆臣”，却又当过太原县议长，参与民初地方事务，显露出焦虑与妥协的复杂心态。

四十年前，行龙在山西省图书馆抄录《退想斋日记》，每天骑飞鸽自行车往返十里，中午在迎泽公园闲逛，下午等在图书馆门口。当时的稿本未经修复，用麻绳、纸捻装订，有些页面破损脱落。如今影印出版的稿本更完整，字数超五百万，比1992年的标注本多了不少细节——比如他在王郭村三年塾师经历，这期间长子刘玠中举，一门两举人成了赤桥村的美谈。

刘大鹏的日记里有太多鲜活的生活片段：1908年妻子去世，除夕夜他写《除夜哭亲及妻》诗；1938年沦陷时，好友送钱粮帮他渡过难关；甚至1898年第一次坐火车，他兴奋写《火轮车中拈》夸“顷刻飞行数百里”。他的著述很多，《晋祠志》《晋水志》里的内容，不少来自日记里的随记随录——正是写日记的习惯，让他养成了事事留心的态度。

后来行龙去田野考察，到赤桥村看到“父子登科”的匾，到南席村发现传说中的塾馆不是平房而是“高楼”；到晋祠看复流的难老泉，想起刘大鹏写《晋祠志》时的心境。这些田野经历帮他纠正了传说中的错讹，也更理解刘大鹏的矛盾：他反对近代化，却不拒绝西药；讨厌新政权，却又参与地方事务——这是一个前清举人面对“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真实反应。

刘大鹏的日记不是大人物的政治史，而是普通士人的生活史。五十年里，他写修身、写时事、写家庭，写尽了一个举人的末世生存。他的坚守与困惑，成了晚清到民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就像他日记里写的，“积愤积恨，无处发泄，惟借吟咏以泻一时之感慨”，这感慨里，藏着一个时代的风雨鸡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