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河北元氏、山东章丘教谕尤时熙

在元氏、章丘历代职官中，能称得上教育家、理学大家的，唯有明朝嘉靖年间任元氏、章丘教谕的尤时熙。

尤时熙（1503—1580）字季美，号西川，河南洛阳人。“举嘉靖壬午乡试，历元氏章丘学谕、国子学正、户部主事，终养归，归三十余年，万历丙辰九月卒，年七十八”。（黄宗羲《明儒学案.主事尤西川先生时熙传》）嘉靖元年（1522年）中举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任元氏县教谕，十三年丁父忧，十五年（1536年）服除改任章丘教谕，“一以致良知为教，两邑士亦知新建学。”(《明史.尤时熙传》)十九年（1540年）升任国子学正，二十三年（1544年）任户部主事，榷税浒墅关，二十六年（1547年）以母老，乞养归，遂不出仕，余生以研习传播阳明心学为己任，被称为“北方王门心学第一人”。

《明儒学案.主事尤西川时熙先生传》

典教元氏、章丘

嘉靖元年，弱冠之年的尤时熙就中了举人，当时王阳明的《传习录》刚刚流行，许多士大夫都极力诋毁，尤时熙读后长叹说：“道不在是乎！”以“役志辞章”为“末矣”。从此，一生致力于心学的研究和传播。

嘉靖十一年，二十九岁的尤时熙出任元氏县教谕，据《元氏县志》记载，尤时熙“学行俱优，儒林宗仰”。嘉靖十三年，尤时熙的父亲去世，丁忧期满后，改任章丘教谕。

《元氏县志.官师表》

当时的章丘，经济繁荣，人文鼎盛，“是山东有数的大地方，四境多有名山胜水”（出自《醒世姻缘传》），号称“济东第一邑”，同龄人李开先、谢九仪等人在朝为官，致仕官员不乏其人。尤时熙到章丘后，并未结交在朝和致仕的官员，为自己的晋升铺路，从现存的资料看，未见这位在章丘工作了五年的大理学家与当时朝野名流的诗文唱和。

他来到章丘后，继续研读传播阳明心学，其实，章丘生员对于王阳明并不陌生，早在弘治十七年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时就已播下心学的种子，这一年山东共录取举人75名，章丘录取举人3名，分别是逯埙、高栋、袁公冕。

尤时熙教导生员做学问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头上讨个好字，终不长进”（出自《拟学小记》），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治学和劝学上，知行合一，“操守甚严，训迪得方，有语录行于世”。（万历《章丘县志.尤时熙传》）

万历《章丘县志.尤时熙传》

“天地万物皆道之发见，此道不论人、物，各各有分，觉即为主，则千变万化，皆由我出”。“虽师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以此为家当”（出自《拟学小记》）。正是在尤时熙的言传身教下，任期内的嘉靖十六年，姜大成、刘禄（后考中进士）中举，嘉靖十九年，杨选（刘禄同榜进士）、张大儒中举，为章丘科举史上“一榜三进士”的传奇贡献了两位举人。在章丘任职期间，其语录体的学习、治学笔记《拟学小记》逐渐完善、成形并流传开来，在当时朝野渐起心学热潮之时，让章丘的生员系统接触到了《传习录》等阳明学说的要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期，“吾辈此时，只说自己话，还翻那旧本子作甚？”（出自《拟学小记》），解放了读书人和生意人的思想，为章丘培养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科举、经济和文化人才。

在章丘儒学教谕的厅堂上悬挂着前辈教谕徐璧（1464—1474在任）书写的“遇轩”两个大字，五年里每天看着这两个字，不知尤时熙心里会否与这位前辈在《遇轩记》里的感慨心有戚戚焉，“物必遇斯合，合斯有，否则冰炭判然焉，背驰不相合也，不合由不遇也。”正与其所景仰的老师王阳明的观点暗和不差“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则在尤时熙的心里，与章丘相遇，章丘便如那朵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而章丘也因了尤时熙，成为北方心学发展和传播的重要驿站。

《明儒学案.拟学小记》

仕途险恶归田园

在章丘任教谕的两个三年考满，嘉靖十九年，尤时熙升任国子学正，结束了在章丘的任期。

在明朝，教谕是一个不入流的职务，并不包括在九品十八级之内，从不入流的儒学教谕升为正九品的国子学正，也算是破格提拔了。

要说尤时熙的升迁，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徐阶，徐阶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师从王阳明的弟子聂豹，而聂豹又师事严嵩，徐阶又可算是严嵩的徒孙，一度对严嵩谄媚巴结，在合伙扳倒严嵩的政敌内阁首辅夏言后，严嵩继任首辅，后徐阶又同弟子张居正以及刑部尚书黄光升等扳倒严嵩，徐阶就任首辅，主打一个实用主义，只管成败，不论是非，此成为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的政治实践，一切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圣人的观点、祖宗的成法为中心来认知世界，指导实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故而徐阶曾被嘉靖皇帝视为小人，并在南京国子监的柱子上写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然小人终归有机会上位，原来嘉靖皇帝有多讨厌徐阶，后来就有多宠信徐阶。靠上了徐阶的张居正，一年多的时间，就从五品升到了一品大员。

作为同是阳明信徒的尤时熙，自然会得到徐阶的赏识，破格提拔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死心投靠徐阶，高官厚禄自不难得。但在与徐阶共事并深入了解后，尤时熙深刻认识到作为阳明心学再传弟子的徐阶并不是自己要学习的对象，而尤时熙要做的是刚直不阿、敢于牺牲的君子。于是，尤时熙拜曾师从王阳明的工部员外郎刘魁为师，开始全面深入地研习阳明心学，他向刘魁请教“为学之要”，刘魁说：“在立诚”。从此，“诚”就成为尤时熙为学做人的准则，也成为其晚年治学逐渐“向实”的根基。

《明史.尤时熙传》

嘉靖二十一年，刘魁备棺上书，极谏嘉靖帝修雷神庙。在谏书中，刘魁痛陈时弊：“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纹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因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刘魁和先后入狱的杨爵、周怡讨论学问，“切劘讲论，忘其困”，将生死置之度外。尤时熙并不因老师入狱怕受连累，反而是老师那种视死如归、为民请命的精神，让他学到了知行合一的精髓，不时到狱中探望，遇有不懂的问题就写成小纸条，随时向老师请教，这份超越了生死的师生之情足以令趋炎附势者动容心悸。

为了保护尤时熙，也为了不因都是王门后学累及自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徐阶（1543年已升礼部右侍郎）再次将尤时熙破格提拔，调离国子监，升为六品户部主事，榷税浒墅关，在任期间，尤时熙“课足而止，不私一钱”。

虽身在远离京城的异地，尤时熙随时关注老师在狱中的情况，入狱四年后，刘魁获释，尤时熙高兴万分，老师的家在江西，自己在江苏为官，归家路过，他为老师备好了接风酒。然而，老师还在路上，缇骑却已先至其家，逮其弟刘元以行，有人劝刘魁逃亡，刘魁作诗明志，“孤臣此日劳明主，万里何心保此生”，马上折返狱中，又三年（1547年）与杨爵、周怡同时释放，寻卒。

刘魁的去世，给了尤时熙沉重打击，黑暗的现实让尤时熙艰于呼吸视听，他既不能像王学空谈心性的一派，脱离实际，遁入玄虚；又不能像徐阶一样“此心不动，随机而动”，“未达目的，不择手段”，只管成败，不论是非；难道像老师一样殉道于黑暗之中？然家有老母需侍奉，退隐未尝不是“保此生”的良策。于是，在老师去世之后，尤时熙“以母老乞养归，遂不出”。

《明史.l刘魁传》

名满江北一夫子

尤时熙壮年辞官归乡后，在斋中设立王阳明的牌位，每日早晨焚香肃拜，来求学的人也要求他们拜谒。“日以修己淑人为事，足未尝涉公府”。

“晚年，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甚且越绳墨自恣，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明史.尤时熙传》）遂致力于调和修正心学和程朱理学，避免心学脱实向虚之弊。“改过之人，不遮护，欣然受规。才有遮护，便不着底。”

尤时熙“归洛三十余年，明道修德”，“陕洛间仰其德，斌斌服从，至百数十人，而四方士大夫道洛下者恒以得睹一面为快....先生崛起五百余年后，以圣学为己任， 盖自一见《传习录》寢读寢入，寢入寢透，中堂左龛设文成位，每晨焚拜，来学者亦令展谒，尊信如此。而其精微洞彻，成己成物，学修而道明，德立而行尊，襃然为一代真儒。盖尤有深造自得者，两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弟子众多，孟津李根、梁许、王价等人皆“闻西川尤先生倡道洛阳，执贽受业，为理学名儒”，其中最著名的是孟化鲤。

《洛阳县志.尤时熙传》

孟化鲤“闻西川尤先生质直力行，倡道淑人， 遂往师事之，读《拟学小记》曰:‘濂洛真传具在于兹。’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籍记成帙”。“公官天官尚书郎，以失当道意拂衣归卧，聚徒讲学。”他与孟秋被时人称为“二孟”，是北方王学继尤时熙后的核心人物。黄宗羲称:“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孟化鲤的弟子遍及豫西各地，以吕维祺、王以悟、张民为著。他们对阳明学与河洛理学传统加以调和，并进行大力传播，随着阳明学说风行天下，“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接受心学的士绅越来越多，尤时熙更成为一个北方心学的标志性人物。

不知晚年的尤时熙会不会想起他在章丘的岁月，想起他的学生，尤其是那两个中了进士的学生刘禄和杨选，虽则退隐后不再踏进官府半步，但他的弟子中多有朝廷显贵，加之明朝的邸报传递及时，消息应该是畅通的，杨选以三品大员，因徐阶的陷害，于1563年十一月廿九日被杀，传首九边；刘禄被罢官后，回到家乡，拒绝了朝廷多次征召，隐居田园，得以善终。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当得知学生的这些消息后，尤时熙定会不胜唏嘘，以下《拟学小记》中的这段文字会不会是有感于自己和老师刘魁、杨选刘禄两位弟子的不同命运而发的呢？

“人只要做有用的人，不肯做没用的人，有些聪明伎俩，便要尽情发露，不肯与造物存留些少。生机太过，由造物乎？由人事乎？”

万历《章丘县志》载杨选、刘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