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与美国关系史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蒙美接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外蒙古还未在国际上取得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承认。尽管如此，外蒙古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美国发出信息，展开接触，力图获得日渐强大的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外蒙古逐步被苏联所控制，在各个方面渐渐断绝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接触，将自己封闭起来，唯苏联是从。

(一)外蒙古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蒙美的接触

这一部分论述的蒙美接触，从1911年12月外蒙古宣布独立，至1924年8月蒙古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外蒙古宣布独立以后，为拓展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援助，曾通过驻圣彼得堡和驻北京的美国外交代表向华盛顿转达过建立关系的意愿。此后，有美国外交人员前往外蒙古对那里发生的变化进行考察。1913年12月，曾起草“门户开放”政策的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罗克希尔(Rockhill,中文名字为柔克义)到访外蒙古，与外蒙古上层人士会面，了解外蒙古的情况，但仅此而已，没有具体的结果。

1915年末，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在中国张家口(蒙古人称作Kalgan )开设领事馆，以加强对外蒙古地区和俄国的观察，并促进美国商贸在此地区的开展。张家口是由南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门户，也是由外蒙古地区通向北京的门户，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也是货物进出外蒙古地区的运输枢纽和北京以北最大的商贸中心;与北京还有1909年建成的京张铁路相连，距离外蒙古最近的出海口天津港也比较近。

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国务院和驻外外交机构的一项任务是帮助美国企业和商人在国际市场开展商贸竞争，尤其是在海外不发达地区寻找新的商机。1918年6月，美国驻北京的商贸特使费林赴张家口考察后，认为有必要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领事馆。之后，他也向华盛顿建议可以在库伦建立领事馆，认为那样会在那里产生非常大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并且可以观察俄国布尔什维克和日本人在那里的活动。实际上，到1919年已有美国公司在库伦经营，而1915年还没有。”

1919年11月，哲布尊丹巴遣人带着他的信赴北京面见美国领事泰尼，要求在库伦开设领事馆，并强调愈早开设愈会加快双方的政治和商业合作。信中还特别注明此信为密件，未告知俄国和中国政府。

1920年4月美国外交官员艾伯尔哈尔德到库伦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外蒙古上层也继续向其寻求支持。之后，艾伯尔哈尔德建议华盛顿在库伦开设领事馆，而不是在张家口，因为外蒙古的政治形势已经非常复杂，涉及俄、中、日三国。但是，美国政府认为在库伦开设与在张家口开设是一样的，因为两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最终，美国政府于1920年秋决定选择在张家口建立领事馆;1921年4月，派索克斌赴张家口主持开办领事馆。美国政府于1927年撤销该领事馆。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给外蒙古的外部、内部环境带来冲击，俄国的各种势力由于各自的原因汇聚外蒙古，给外蒙古上层造成很大的压力。1918年，为了度过动荡时期，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上层商议向已经强大的美国寻求援助，因为，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准备对外施援，以构建他们的理想世界。

在这些与美国接触的过程当中，在库伦的瑞典传教士拉尔森作出不少努力。之前，他与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上层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曾任库伦的美国公司的代表。为外蒙古之事，他多次会晤美国政府外交人员，并亲自为外蒙古上层与美国方面的沟通担任英文翻译。1919年12月，哲布尊丹巴因其贡献授予其公爵爵位，以及“额尔德尼奥齐尔奖章”。

1921年7月，外蒙古宣布成立君主立宪政府后，9月12日向美国发出了建立关系的照会。但是，当时外蒙古的独立不可能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同。况且，美国尚未承认苏俄，对于完全在苏俄羽翼之下的“红色”外蒙古，美国也不可能接受并承认。

20世纪初叶，随着美国逐渐摆脱孤立主义，发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需要走向世界，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新的原料产地和新的产品市场。

实际上，美国商贸界已有提议，修建从中国内地通向蒙古地区的铁路，与天津港口相连，以便美国能渗入亚洲腹地开展贸易。

因此，美国未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不妨碍美国与其开展商务贸易。美国开始向外蒙古派出商贸考察团。美国在外蒙古经商的企业和个人数量迅速增长，涉及毛绒、羊皮、牛皮、牛羊、马匹、金矿、烟草、发电设备、油料、车辆等众多商品的贸易。美国企业还对外蒙古的矿产开采很感兴趣，希望获得开采许可和经营权。

面对外蒙古这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安德鲁斯率领的美国科考队也开始在外蒙古开展勘探工作，最终取得重大发现一恐龙化石，这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实际上安德鲁斯还供职于美国的情报部门，任务是收集东亚的政治、军事等情报，主要是中国、外蒙古和苏俄的状况。

实际上，能否在外蒙古科考、考古，是其他国家与外蒙古关系好坏的一个标志。后来，苏联控制外蒙古期间，外蒙古一直与苏联合作进行科考。蒙古转型以后，美国、日本则加入进来，与蒙古进行科考、考古合作，如探测成吉思汗的葬地。

1921年7月，外蒙古宣布成立君主立宪政府后，美国外交人员依旧到外蒙古进行考察，处理相关涉美事宜，其中具体事务主要与美国的商贸和人员有关。1921年8月、1922年1月、5月、6月，美国驻张家口副领事索克斌都曾到访外蒙古。

1921年8月至9月，索克斌在外蒙古考察了四周;在库伦期间，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上层在与他会晤时表示:希望美国将成为第一个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国家。索克斌对此拒绝回应。他回到张家口后，于10月撰写完成了关于外蒙古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送回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回复道:要关注和研究外蒙古的情况，并定期报告外蒙古的变化。

1921年末至1922年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九国会议”中，中国坚持的四条原则中的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美国依此认定外蒙古理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外蒙古试图让美国承认其独立和建国的意愿变得更不可能实现。

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病逝。6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政体，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8月召开的蒙古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外蒙古走上了苏联为其指引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苏联对外蒙古的逐步控制及其对蒙美接触的影响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此后苏联步入斯大林时代。此时的苏联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于1924年5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约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俟条件成熟将撤出一切军队。”然而，苏联并未遵守协定，6月即策划外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年，外蒙古宣布“闭关”，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联系，此后被苏联逐步控制起来。

1924年8月，蒙古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外蒙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这次大会上，路线斗争异常激烈。外蒙古领导层中以丹尚为首的一派认为，外蒙古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不能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进入到社会主义。他命令偿还已被停付的中国商号以前的债务，以重建外蒙古的商业信誉、吸引外来贸易和资金;他自己是一家运输企业的股东，与盎格鲁一-美利坚公司有着联系;他越来越不能容忍极左冒进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外蒙古的代表。”然而，在这次会议期间，丹尚却被控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而遭枪决。这次会议对外蒙古的影响非同一般，极左派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同年，外蒙古宣布取消哲布尊丹巴转世，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蒙语，意为红色英雄)，第二年蒙古人民党更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外蒙古的政策就是苏联政策的翻版。

1925年，在外蒙古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丹巴道尔吉认识到，除了苏联，外蒙古还应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往来，以求获得他们的承认。此时，乌兰巴托还有美国、英国、德国公司开展贸易。从1926年起，外蒙古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国家学习，39名赴德国，4名赴法国。丹巴道尔吉的这些举措招致苏联的不满和亲苏势力的声讨，他于1928年被迫下台，并被召到莫斯科，后再未回到外蒙古。

1929年后，极左政策愈演愈烈，外蒙古不顾自身情况，一味机械地盲从苏联之模式;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强迫牧民加入合作社，结果引起喇嘛的强烈反抗和牧民的不满骚动。针对这些情况，从1932年至1936年，外蒙古不得不启动“新政策”，采取倡导宗教容忍、增加自有牲畜头数等新措施。

从1937年至1940年，苏联式的“大清洗”在外蒙古发生。外蒙古的领导人、知识分子、喇嘛等阶层都有被迫害而死的人员，喇嘛寺院被关闭。此后，外蒙古再难有与亲苏势力不同的声音发出，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不加盟的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

苏联对外蒙古的影响甚至波及外蒙古的文字变革。1941年5月，外蒙古发布《关于在俄文字母基础上确立新蒙文》的决议，在俄文字母基础上使用35个新蒙文字母。随后，文字书写系统开始依据基里尔字母进行变革，相应的语法使用规则也被创制出来，新蒙文得到推广和普及。显而易见，这项文字变革无疑是苏联所乐见的外蒙古变化之一，使外蒙古与苏联在联络上更为方便，情感上更为接近;这也为后来外蒙古民众普遍学习俄语提供了有利条件，促使外蒙古更多的干部和学生中的优秀人才赴苏联学习深造，从而使苏联在外蒙古能有更多的支持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苏联制定的政策和措施也常常在外蒙古实行。”在此过程中，苏联通过在外蒙古培植亲苏势力、打击反对派，逐步实现了自己对外蒙古的控制。外蒙古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商人在外蒙古越来越受到排挤，这也是苏联意图独占外蒙古商贸市场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蒙古在各个方面渐渐断绝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接触，将自己封闭起来，唯苏联是从。

(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外蒙古之行

1944年5月至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团出访苏联和中国，以加强美、苏、中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协调性，在远东创造一个苏联出兵抗击日本的环境。这次代表团途经并访问了外蒙古，因为外蒙古跟随苏联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

代表团中有一位美国著名的汉学、蒙古学专家拉铁摩尔。他于1941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回国后其任职于战时情报局，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所以，后来这次访问也被称作“华莱士一拉铁摩尔”访问。华莱士一行于7月2日到达乌兰巴托。

外蒙古对他们的到访非常重视，乔巴山等外蒙古主要领导前往迎接，群众现场欢迎。外蒙古最高领导人乔巴山与华莱士进行了私人会谈。华莱士参观了博格多汗宫博物馆、牲畜卫生实验中心、企业，观看了民族剧表演，与牧民交流了土壤和草场的状况，因为他还是一位农业专家。华莱士还参观了二战期间成立的外蒙古的大学，并赠送两台显微镜。

代表团原本打算在乌兰巴托住一夜，但由于天气的原因，住了两夜。正是因此，他们提出想利用时间参观喇嘛寺。随后，外蒙古安排他们参观了外蒙古著名的甘丹喇嘛寺，而当时外蒙古的喇嘛寺多遭“清洗”和破坏，所剩无几，并被禁止从事宗教活动。甘丹寺只是外蒙古保留下来的一个“对外窗口”。

事实上，华莱士此次到访外蒙古事先向苏联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了同意和协调。”外蒙古对华莱士一行的接待，都得到过莫斯科的指示并按其要求精心作了准备。但他们自身对华莱士为何来访并不十分理解。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访外蒙古，是一次对外蒙古的考察和了解，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回国后对全国广播时说:在东亚我发现了迅速的变化，即使在蒙古，世界上最偏僻的地区之一，我发现过去20年也有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蒙古转型以后，有蒙古学者和美国学者研究认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拉铁摩尔对外蒙古的访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导致了《雅尔塔协定》对外蒙古独立身份的承认，是一笔重要的外交遗产。

而笔者认为,《雅尔塔协定》对外蒙古独立身份的确认，主要是苏联支持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战略角度把外蒙古看作苏联的保护屏障和战略缓冲区;而美英为减少自身为结束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保存实力，促使苏联早日出兵，从而同意苏联以“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为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在中苏为《雅尔塔协定》的这条规定磋商谈判的过程中，斯大林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外蒙古独立，今后可以作为战略保障区和缓冲区，阻挡苏联的对手日本的进攻，甚或更长远地看，防止美国对苏联的冒犯。”事实证明，外蒙古的独立就是大国为各自利益博弈的结果。

1945年8月，当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爆炸后，美国确信，自己有了不需要人员牺牲而可威慑日本使其投降的能力，欲改变让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计划，以免苏联获得更多的战后利益。但是，为时已晚，当斯大林获悉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时，反而不再对出兵拖延，决定立即出兵,最终，苏联在日本垂败投降之时攫取了更多的战后利益。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控制，而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以东北为基地与中国国民党展开对抗的关键。

最后，美国意图支持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此局面的形成，又使冷战开始后对立的两大阵营中的美方失去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中的亚洲大部，迫使美方阵营转向控制亚洲的边缘地带。美苏对立带来的冷战，还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国内引发麦卡锡主义，他们对美国失去蒙古和中国而使其亲苏展开讨伐，由此对曾经出访外蒙古的拉铁摩尔实施了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