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了苏东坡的底色？

我们先来看看，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宋仁宗景祐三年，苏东坡出生于眉州眉山。8岁时，母亲教他读《后汉书》中范滂的故事。范滂是东汉时期一个勇敢的学者，因为反抗宦官专权被抓，临死前对母亲说要“从龙舒君归黄泉”，要慷慨赴死。母亲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你现在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了也不遗憾！这里的李、杜指的是李膺和杜密，都是东汉时期因为反抗宦官专权而被害的名士。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小东坡就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从这一段，我想你大概也能感受到，苏东坡从小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被塑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现在很多家庭教育一直强调的是“如何把事情做正确”，而忽视了“做正确的事”这个更为关键的选择。这种选择塑造着一个人的三观底色。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教育中最好的形式就是父母的榜样力量。而这种三观底色，会直接影响一个成年之后在职场中的为人处世。 除了读书之外，幼年的苏东坡还有诸多兴趣，苏东坡的母亲曾严格告诫苏东坡，不得捕捉鸟雀，因此，时间久了，鸟雀也知道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纷纷在他家庭园的树枝上做巢，这鸟巢矮得连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苏东坡喜欢去窥探鸟巢，有一只羽毛很漂亮的小鸟，一连好几天都往他家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你看，苏东坡早年接受的这样的教育，实际上对他之后的人生发展，是形成了巨大的底色效应的。

苏东坡从小就展现了读书的天赋。在10岁的时候，他就能写出出奇的诗句了。20岁时，苏东坡进京赶考，高中进士第二名。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赞叹不已，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还预言：“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不过，很快，苏东坡就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王安石开始变法，苏东坡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我们都听说过。你可能会问，王安石不也是想做对的事吗？他想让国家富强，苏东坡也想让百姓过好日子，为什么会对立？关键在于方法。比如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本意是好的：春天政府借钱给农民买种子，秋天收割后还钱。但实施起来变了味：变成强迫农民贷款，一期三个月要付30%的利息，还不起就坐牢。

苏东坡看到了这些问题，给皇帝上万言书。他说了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人主失人心则亡”——皇帝如果失去民心就会灭亡；第二，必须容许不同声音，“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得以知觉？”——如果大家都说一样的话，皇帝怎么知道有坏人在身边？王安石不容许任何反对，开始清除御史台，一共清除了14个御史。司马光愤怒地说：“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这里说的三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还有支持王安石的曾布、吕惠卿。于是，朝廷分成两派：当权派是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人；反对派是司马光、韩琦、富弼、苏东坡等人。之后，苏东坡主动请求外放，被调到杭州任职。从苏东坡在杭州留下的诗文，我们也能看出苏东坡的个性。他一到杭州就写诗：“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他还写了那首著名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除了杭州之外，这段时间，苏东坡还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任职。在这段外放做官的时间里，苏东坡常常忍不住要批评时政。他写诗说农民“三月食无盐”，说官吏“聒耳如蜩蝉”，把当权者比作夜鸮、乌鸦。这些诗传到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终，苏东坡因为写诗讽刺朝政被捕入狱，在御史台监狱关了130天，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幸好神宗皇帝不是什么残暴的君主，仁宗皇后临死前还为他求情，最终只是把他贬到黄州。从前面这一段，我想你也可以隐约看出苏东坡的底色。一个人的底色，是由他的价值观决定的。有了价值观，你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而苏东坡的价值观，也是他后来能在逆境中突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