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宋仁宗景祐三年,苏东坡出生于眉州眉山。8岁时,母亲教他读《后汉书》中范滂的故事。范滂是东汉时期一个勇敢的学者,因为反抗宦官专权被抓,临死前对母亲说要“从龙舒君归黄泉”,要慷慨赴死。母亲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你现在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了也不遗憾!这里的李、杜指的是李膺和杜密,都是东汉时期因为反抗宦官专权而被害的名士。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小东坡就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从这一段,我想你大概也能感受到,苏东坡从小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被塑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现在很多家庭教育一直强调的是“如何把事情做正确”,而忽视了“做正确的事”这个更为关键的选择。这种选择塑造着一个人的三观底色。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教育中最好的形式就是父母的榜样力量。而这种三观底色,会直接影响一个成年之后在职场中的为人处世。 除了读书之外,幼年的苏东坡还有诸多兴趣,苏东坡的母亲曾严格告诫苏东坡,不得捕捉鸟雀,因此,时间久了,鸟雀也知道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纷纷在他家庭园的树枝上做巢,这鸟巢矮得连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苏东坡喜欢去窥探鸟巢,有一只羽毛很漂亮的小鸟,一连好几天都往他家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你看,苏东坡早年接受的这样的教育,实际上对他之后的人生发展,是形成了巨大的底色效应的。
苏东坡从小就展现了读书的天赋。在10岁的时候,他就能写出出奇的诗句了。20岁时,苏东坡进京赶考,高中进士第二名。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赞叹不已,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还预言:“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不过,很快,苏东坡就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考验。王安石开始变法,苏东坡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我们都听说过。你可能会问,王安石不也是想做对的事吗?他想让国家富强,苏东坡也想让百姓过好日子,为什么会对立?关键在于方法。比如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本意是好的:春天政府借钱给农民买种子,秋天收割后还钱。但实施起来变了味:变成强迫农民贷款,一期三个月要付30%的利息,还不起就坐牢。
苏东坡看到了这些问题,给皇帝上万言书。他说了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人主失人心则亡”——皇帝如果失去民心就会灭亡;第二,必须容许不同声音,“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得以知觉?”——如果大家都说一样的话,皇帝怎么知道有坏人在身边?王安石不容许任何反对,开始清除御史台,一共清除了14个御史。司马光愤怒地说:“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这里说的三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还有支持王安石的曾布、吕惠卿。于是,朝廷分成两派:当权派是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人;反对派是司马光、韩琦、富弼、苏东坡等人。之后,苏东坡主动请求外放,被调到杭州任职。从苏东坡在杭州留下的诗文,我们也能看出苏东坡的个性。他一到杭州就写诗:“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他还写了那首著名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除了杭州之外,这段时间,苏东坡还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任职。在这段外放做官的时间里,苏东坡常常忍不住要批评时政。他写诗说农民“三月食无盐”,说官吏“聒耳如蜩蝉”,把当权者比作夜鸮、乌鸦。这些诗传到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终,苏东坡因为写诗讽刺朝政被捕入狱,在御史台监狱关了130天,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幸好神宗皇帝不是什么残暴的君主,仁宗皇后临死前还为他求情,最终只是把他贬到黄州。从前面这一段,我想你也可以隐约看出苏东坡的底色。一个人的底色,是由他的价值观决定的。有了价值观,你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而苏东坡的价值观,也是他后来能在逆境中突围的重要原因。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