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与美国关系史五:冷战前期蒙美的碰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即开始。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明确提出遏制苏联的战略思想。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在富尔顿发表“铁幕”的演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收到其特别顾问克拉克提交的一份报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主张美国应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抵抗苏联，努力缔造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些国家可以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这些思想被美国决策层所采纳，成为美国冷战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其中阐述了冷战问题，后称杜鲁门主义，这标志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正式推行冷战政策。

(一)蒙古跟随苏联与美国对峙

冷战开始后，美苏对峙，苏联控制下的蒙古站在苏联阵营一方，且完全受到苏联的保护和援助。冷战的特点是:美苏两大国并不走向前台直接对抗，而由其代理小国在前沿对抗;两大阵营之间既有争夺之时又有缓和之时。美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发生直接冲突或战争，因为二战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和阴影还在，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得他们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在冷战的状态和思维之下，蒙古虽然不处在冷战的前沿，不是冷战的主力，但也必须听从苏联的号令，受限于苏美两大阵营的紧张或缓和，不能越雷池一步。

1946年冷战处于“朦胧”时期一形成阶段，双方阵营的敌对气氛刚刚开始，哪一方也不会预料到日后对峙的深刻演变;蒙古也正沉浸在获得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独立的欣喜状态中，而且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持支持态度。在这个阶段，蒙古与美国还是有联系的。1946年10月，蒙古最高领导人乔巴山写信给美国国务卿伯恩斯，这也是以乔巴山名义写给美国官方的唯一信件。”信中，乔巴山寻求美国支持蒙古加入远东委员会的外交部长理事会。这封信是通过莫斯科转到美国人之手，但并未得到美国官员的直接回复。

随着冷战的演进，蒙古对与美国的接触变得谨小慎微起来。1947年初，美国纽约的一家地图出版社向蒙古发信:正在绘制蒙古的地图，需要标识大型基础建筑、道路和行政区划，因此请将蒙古地图寄于我们。后来他们收到一封来自蒙古驻莫斯科大使亚达木扎布的回信:蒙古正在进行新的行政划分。”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要求的回绝，而且是由蒙古驻莫斯科的大使发出的。这家出版社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又多次提出请求，均无回应。

1947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院长的拉铁摩尔，写信给乔巴山，要求给他发放重访蒙古的邀请信，表示还要带上妻儿同行。1944年，乔巴山对华莱士一一拉铁摩尔的到访曾给予热情的招待，给拉铁摩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入住的宾馆摆放有他的著作，而且其中还有其反面思想的书籍。但他此次的要求却并没有得到回复。20世纪90年代蒙古转型以后，学者在蒙古国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信上标有处理时的备注:元帅(指当时的蒙古最高领导人乔巴山)指示予以留存。由此可见乔巴山当时处理拉铁摩尔访蒙要求时的矛盾心理，受着冷战初期局势的左右。

杜鲁门主义实施之后，冷战逐步进入实质性对峙阶段。与蒙古同处一个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朝鲜于1948年，阿尔巴尼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0年。”而美国阵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与蒙古建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后，1963年英国与蒙古建交才告结束。

1949年9月，美国支持的退至台湾岛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上提出“控苏案”，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联合国宪章》，主要有:延迟撤退其在东北的军队，掠夺东北大量物资，支持中国共产党，吞并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朝鲜战争爆发后，东亚成为冷战对峙的最前沿，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1952年2月，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控苏案”。1953年2月，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通过议案，废止其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及附件，因此自然不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所以，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冷战对峙趋于进一步尖锐。这种尖锐性在美国国内的表现之一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出现。麦卡锡分子声讨美国政府对中国及蒙古的丧失，让其陷落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其中矛头指向拉铁摩尔。他们指责他亲苏亲蒙并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宣扬这种思想，使得中国大陆变“红”，因为他还曾访问延安。

麦卡锡主义完全是由冷战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思维造成，并以此为标准来审查人和事。拉铁摩尔是一位汉学家、蒙学家，曾在美国政府任职，在二战期间受罗斯福总统之召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在遭受几年的政治迫害之后，他已无法再继续自己在美国的事业，于1963年远赴英国利兹大学创建汉语部，其中包括蒙语研究，并于1968年建立蒙学研究硕士学位。然而，冷战初期蒙古政府却认为拉铁摩尔是美国间谍，并在乌兰巴托的展览上公示;从实质上讲，这是蒙古跟随苏联与美国对峙的一种表现。显而易见，麦卡锡主义是冷战初期的必然产物。从拉铁摩尔的经历，就可以看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的硝烟在更多的时候难以看得见，对峙却在静静悄悄地发生。

在冷战初期，申请来蒙古访问的美国各界人士往往都被蒙古拒绝，很难成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美缓和，蒙古才又开始接纳美国各界的来访，以增进相互了解，为获得美国的承认作准备;同时，美国也寻求与蒙古接触，以便在蒙古刺探苏、中及这一阵营的情报。在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许可后，1961年7月拉铁摩尔携妻子再次访问蒙古，随后出版了有关重访蒙古的著作《游牧民与政委:重访蒙古》"。拉铁摩尔还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安排了访蒙之旅，后者于当年9月访问蒙古，并于回国后呼吁美国承认蒙古。1961年以后，拉铁摩尔对蒙古差不多年年进行走访。1967年7月，他再赴蒙古考察，由专人陪同进行了广泛的调研，但由于冷战对峙，调研期间不许与政府和军队的人员接触，不许进入蒙古和苏联的军营。尽管蒙古官员几次否决，拉铁摩尔仍于1967年当选蒙古科学院成员;但迟至1969年9月，他才被正式授予这一荣誉。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且不论蒙美之间其他人员的交往，如新闻记者、学者等，只从拉铁摩尔对蒙古的频繁访问来看，就足以证明冷战中期两国间对峙的缓和趋向，这是随着苏美两大国关系的变化一从紧张到缓和而出现的。

(二)美国与蒙古加入联合国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蒙古就曾经多次向联合国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赫鲁晓夫上台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苏美关系由紧张对峙转向缓和，美蒙之间又开始展开接触，而且联络渐趋活跃，蒙古加入联合国一事随之又成为一项议题。

在拉铁摩尔1961年访问蒙古之前，美国记者萨里斯布利曾于50年代后期出访蒙古，他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有关蒙古的系列文章在美国引起反响。1960年4月，熟悉远东事务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费尔德，在参议院发表有关蒙古的讲话。他首先提到萨里斯布利的文章，指出美国选择不作外蒙古情况的现场见证人，排除了自己在外蒙古持续合法观察的可能;如果与外蒙古有官方联系，会有助于规划对亚洲和苏联的有效政策;不必束缚自己而失去亚洲腹地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曼斯费尔德实际上阐明了美国与蒙古建交的必要性。他还指出:本届政府应该在联合国建议，如果外蒙古政府还愿意加入联合国的话，应该与联合国秘书长交换使团。如果秘书长找到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合理根据，美国就不应该阻拦。”曼斯费尔德的讲话影响了美国政府官员，对第二年的蒙古加入联合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用的是“外蒙古”而非“蒙古”，这是由于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在联大的“控苏案”实质上否决了蒙古的独立地位，美国一直支持这一立场使然。但已经时过境迁，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国在亚洲腹地的利益，美国要与蒙古建立关系并支持其加入联合国，以便利用蒙古特殊的地缘位置为自身和整个阵营的利益有效服务。

1961年，肯尼迪政府取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2月，一份文件《美国对外蒙古的政策》被美国国务院官员传阅着。该文件提出美国承认蒙古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但对此问题持否定的态度。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向总统肯尼迪递交了该文件，并表示要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仔细审议，再提出意见。5月，腊斯克写信告知肯尼迪:已重新审查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准备支持其申请加入联合国。此时，曼斯费尔德已升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完全支持这个战略转变。”

然而，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早已存在，从1946年起，蒙古已经多次向联合国递交过入联申请。从1955年起，苏联也一再提出接纳蒙古加人联合国。就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苏联还提出了一揽子方案:一并吸收18名新会员国，其中既有苏联希望的蒙古，又有美国希望的日本等国，但遭到“控苏案”中取胜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代表在安理会的否决。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越来越变成不可搁置的议题。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朝鲜半岛为借口，一直以“延期审议”或“不审议”为手段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享有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及许多国家对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日益不满，“延期审议”或“不审议”的方式将会难以奏效。

1961年4月，苏联再次提出蒙古入联问题，而且推动联大会议通过决议:将蒙古和1960年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一并提交安理会讨论。非洲国家中的布拉柴维尔集团和法国已经同意苏联的新一揽子计划:联合国同时接纳蒙古和毛里塔尼亚。最终，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致:苏联集团支持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

1961年7月，美国政府还举行了“中国代表权和外蒙古申请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专题会。”实际上，针对蒙古加入联合国的议题，时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一定会行使否决权阻止蒙古加入联合国，否则，“控苏案”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一旦这样，苏联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否决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那么，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已经达成的一致就会瓦解，非洲国家会愤而转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美国政府最忧虑和不愿意见到的结果，也是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实质联系。而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也最担心和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后，他们自己不得不离开联合国;或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们同在联合国的局面，造成两个中国的事实。

所以，美国就此事与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反复商议，对其软硬兼施，迫使台湾国民党当局同意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议案行使否决权;同时，美国也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议案投赞成票。而且，美国政府要公开声明:坚决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议案变为“重要问题”-即只有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可通过;承诺如美国的否决能有效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

1961年10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讨论蒙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的议题，美国、英国、法国不会设置障碍。”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蒙古加入联合国议案。

其中，美国弃权，台湾国民党当局没有参加投票表决。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正式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台湾国民党当局仍未参加表决。

蒙古加入联合国，是蒙古从1946年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独立后就有的意愿，但受限于国际大背景，尤其是冷战的影响，直到1961年才得以实现。虽然是《雅尔塔协定》使蒙古获得独立的地位，而且美国是《雅尔塔协定》的一个主导缔结方，但在中国国民党政府退败台湾岛前，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重点无疑是想支持一个倾向美国的中国政府，当时别无选择，只能是中国国民党政府，所以，那时蒙古在美国的战略利益中所占分量很轻，况且蒙古还在苏联羽翼的保护之下，蒙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自然不会得到美国的重视和支持。

冷战初期，美苏对立，后形成两大阵营对峙，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希望逐渐变得越来越渺茫，联合国也变成两大阵营斗争的一个战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两大阵营在东亚的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国大陆加入到苏联和蒙古所在的阵营，三者连成一体，美国的势力一时难以触及。

冷战从朝鲜战争时期两大阵营更加尖锐的对立，转到赫鲁晓夫上台后两大阵营的缓和，蒙古加入联合国才迎来新的转机。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逐渐发现夹在苏中之间的蒙古的地缘位置很重要，同时发现同一阵营也不是、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苏中之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就有了分歧，有缝隙可供自己来钻。美国欲观察苏、中及其阵营，获取一手情报，蒙古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察点，所以美国必须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蒙古，否则，美国在其阵营与苏联阵营的斗争中就会非常被动。这样，肯尼迪政府调整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对蒙古的政策，开始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

蒙古加入联合国，又与“控苏案”中获胜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局面，但美国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的政策已定，就断然采取一切手段实现之，并让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作出牺牲进行配合，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难以进入联合国。

蒙古加入联合国，是蒙古继获得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独立后在国际上的又一件大事，强化了其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陆续开始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