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评《沈从文的双城记》｜学术中心，文学边城

《沈从文的双城记：从文学边城到学术边城》，李青果著，中华书局，2024年12月出版，276页，68.00元

沈从文创作了一部文学的《边城》，又创造了一座学术的“边城”。这个学术的“边城”，就是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由沈从文从学术边缘带到了学术中心的地位。这种发生在沈从文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的跨界现象，是他接榫于古典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沈从文的双城记》

文学边城的学术支架

从很早的时候读《从文自传》开始，我即深深感佩于沈从文在传统文化学术方面的造诣，并从某些章节字句中，推想他的新文学创作既是受到新文学召唤，最早的动机或许还是用作谋生之具。读了李青果的《沈从文的双城记：从文学边城到学术边城》（以下简称《双城记》），更加深、增强了这种印象。因为他开始学写小说的时候，白话文都是不太通的，他也说他最初到北平，“为的是求学”，并且在“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始志在于学术。早年他给陈渠珍当贴身书记，负责管理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所藏的“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经常和旧画古董打交道，为它们登记、编目与造册，便“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他成天翻看所藏《四部丛刊》《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在遇到不懂的时代、人名时查阅《四库提要》《辞源》，终至“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可以说，沈从文在北上从事新文学创作前，已经摸到读书问学的基本门径，不仅仔细阅读古籍图录，钩稽文献查明各种知识的出处意涵，而且还掌握了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互证以达格物致知的方法，堪称学术研究之正途。

沈从文离开家乡到了北平，虽然一开始只能靠新文学创作来蹚出一条生存之路，如他所说，是“被迫得用写作继续生存”。但创作之余，“为扩大知识范围”，仍然把“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当作“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锻出了“综合消化古典”的能力。学术，始终须臾未离；学养，也由此奠基。

北平图书馆旧址

沈从文以文物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从他少年时代在故乡识读、品鉴古器物、古图录开始，便走上了一条从好古、集古到考古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文物研究的名门正派作风。由两宋欧阳修、赵明诚、赵希鹄开启的这条道路，以“好古而敏求之”的态度收集古物，展开“玩物”而“研物”的学术活动，破解古代遗存的文化密码，发掘其中埋伏的历史演进轨辙和时代传承变异的文化踪迹及其价值，深刻地启发了沈从文。“好古”成为沈从文的日用习惯，他结婚布置新房，都用仿古家具，追求“古意”盎然效果：“木器、碗盏，皆仿古式样，堂屋中除吃饭用小小花梨木方桌外，只是四张有八条腿的凳子，及一个长条子案桌，一个茶几（皆红木与花梨木）。房中只一床，一红木写字台，一茶几，一小朱红漆书架……木器我们总尽可能用硬木，好看些也经用些。”在昆明街头，经常出现他和朱光潜、施蛰存、李长之、张充和、汪曾祺购买文物的身影。施蛰存说他专收盆子碟子，尤其是明清两代瓷盆；张充和说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徐城北说他收集文物，注意的是样式、花纹，至于有无磕碰反倒不在意，他追求的是文物的审美价值和对历史认识的价值。1938年避战昆明，北平所藏文物毁失，沈从文即起意写一部《忆盘录》，“印出来必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第一次宣示了身份跨界和事业新篇。这种化学术为生活日用，从“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中发现学术新材料，可力矫学术之僵化，换来学术之活化，避免过度的洋化，形成地道的中学，这在今天都富于启示性意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沈从文是先文学后学术，他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是一种时代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令人惋惜。《双城记》却通过揭披史料，发现沈从文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进行着学术准备，两者互相影响，交织一体，张力充溢且富于魅力。如沈从文在《回忆徐志摩先生》中写道：

我却对于东路钟粹宫的字画，和另一宫的瓷器陈列特别感到兴趣。为的是可以补充我初来北京，住东琉璃厂附近那半年，每天逛琉璃厂可不易见到的名画法书。至今印象还十分清楚。范宽的《雪山图》，董源的《龙绣郊民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赵松雪的《秋江叠嶂图》，除了这些著名山水画，此外还有李成、郭熙的枯木瘦石，李公麟、任月山、钱舜举的画马，崔白、林椿的花鸟画，和相传五代契丹画家作的《秋林幼鹿图》，都深深吸引着我，支配着我，并产生种种幻想和梦境，丰富充实了我这方面的知识和感情，甚至于也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用笔时对于山山水水的遣词措意，分行布局，着墨轻重，远过直接从文学上得到的启发还加倍多。

范宽的《雪山图》

很显然，在沈从文的文学成长过程中，来自传统文化学术的滋养，如其自述，远大于从新文学本身所学得的成分。这在他的创作中可以找到充分的实证。沈从文曾说水与他的人生及写作均有极为重要的关系，他那美的让人忧愁的水世界，除了打小生长其中的凤凰沱江，以及军旅途中所涉历的沅水、酉水、湘水，在后来提笔创作之际，却更多是从古代绘画中迹化而成：

特别是过去谈到我的写作受水的影响极多时，其实还应当补述一笔，尚有那些在前人画迹中关于水的处理独到处，也给了我深刻教育和启发。如北宋人作的廿四种水势图种种不同的水纹，和《临流独坐图》《溪山清远图》《长江万里图》《巴船出峡图》，赵佶的《雪江归棹图》，赵幹《江行初雪图》，以及朱锐、乔仲常、燕文贵等《赤壁图》，无一不各具匠心，各有千秋。

王晋卿的《渔村小雪图》，赵松雪的《鹊华秋色图》，水纹都极淡薄，却仍能产生水的效果，达到不同的艺术成就。《宋人百花图》中反映水的方法更微妙，只在围绕圆荷纤细若针的游鱼，以及刘寀作相似而不同的纤细如针追逐水面的游鱼，在画迹都丝毫不着水的渲染痕迹，却令人明确感觉到水的存在，且远比唐宋诗词用文字对于水的形容，更加具体真实存在，长远保留于我的印象中，而对我的写作，发生鲜明具体而又荒唐离奇深刻持久的影响。

沈从文能书能画，尤其是书法章草，几独步当代，但他对书画同样倾心研究，他对王维绘画的接受史与研究史的研究，就堪称严整精当。他在1945年创作的小说《赤魇》的副标题里说：“我有机会作画家，到时却只好放弃了。”表明他对美术世界的向往，寄望投身其中并成为当中的一员。他更在1949年发表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中申明，如能接受美术史训练，写美术欣赏，他的“成就都必然比文学来得大”。沈从文可不是吹牛的！没有做成画家的沈从文后来成为出色的古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者，他在文物研究中又重视“美术考古”，可谓良有以也。

沈从文对精美陶瓷、玉器、漆器、金石竹木雕刻等古代文物，尤其是绘画艺术的学术理解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他的作品有“文画同一”的文体风格和文学旨趣。《双城记》给我一个独特的印象，是揭示出沈从文文学边城的内部有一个学术的支架在发生作用。如从学术史融通文学史角度看，事理皆然。陈寅恪曾说，面对学术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必须备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沈从文的做法，可以说是和陈寅恪在文学和学术上“对对子”。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发表《短篇小说》讲演，谈及文物艺术与短篇小说创作时说：

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缺少的慧心和匠心。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著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

在过去，曾经产生过无数精美的绘画，形制完整的铜器或玉器，美丽温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质料无不超卓的漆器。在当前或未来，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说写作上，用得其法，自然会有些珠玉作品，留到这个人间……然后百年后或千载后的读者，反而唯有从这种作品中，取得一点生命力量，或发现一点智慧之光。

沈从文的观点，和当时已经相当“西化”的中国文学相比，是纯粹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他借鉴古代文物，从师心造化、布局安排、提炼主题思想各方面，指明中国文学应该具备的形式要求、审美品质和价值诉求。他肯定古代文物制作重视“设计”，彰显文学创作要坚持艺术至上原则。他建议作家取法文物制作者突破“社会习惯限制”，在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品格，则是强调作家既要独立，也要突破，不随波逐浪依傍于流行色。他主张宋元绘画“空白处不著笔墨处”的“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用意在于文学作品影响世道人心的特殊方式——不追求临时、短期甚至喧哗的工具性，而去致力于通过“慧心和匠心”，坚韧地呈现“生命力量”“智慧之光”，恰使文学成为最耐用的价值“工具”。沈从文从文物研究投射文学创作，既透露出他的写作资源和创作特色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他借鉴古代文物的精粹优美，启发作家须像古代作画、制器者那样，专注设计，勤加琢磨，经过匠心独运成就精美特出的艺术品。这是沈从文在为文学创作立法，一个自称“乡下人”的“白脸长身，一无依靠”（郁达夫语）的书生，竟是如此的自雄，而其底气，来自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与文学立意“合体”

度过文学黄金时期后，沈从文更加醉心物质文化的研究。1940年代，他已被一些读者惊诧为一个“读古书入迷”的“古董”，以学人面目取代了读者对他旧有的作家印象，他则自称是走上了一条少人问津的僻路。联大的一些“文学士”学生也发现，此时他们“走僻路”的文学导师，“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时常拿起一件竹编小器物、一件手工编织的带穗挎包、刀鞘、伞带，向我们称道一番；或是翻出一件什么铜器的铭文拓片，要我们和他一道沉浸在对于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慨叹中”。此时沈从文已经意识到“金玉木石”也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的“物证”，值得灌注深情与心力，物质文化史研究呼之欲出。“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多年以后汪曾祺为八十老翁沈从文写下的这幅寿联，为他数度经历玄黄之变的老师终其一生矢志于通过立言事业完成抒情人生画像，可称传神写照。

沈从文

民国时期，现代学术方兴，传统的文献之学与地下的考古之学，是两大主流，民间器艺不登大雅之堂，但整体而言，由于建立了现代的学术体制，新观念开出新视野，新视野带来新材料，新材料产生新问题，新问题拓展新领域，文物研究从上层文化表征的金石龟甲碑版，逐步扩大到下层文化符号的一切工艺制作，也从“大都市风雅人”“玩古董旧画”和“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的做法，向“新态度、新方法”的创新研究转移。“走僻路”的沈从文从这个学术豁口，走出了一条“新路”；1949年后接受唯物论和人民史观，更是辟开了一条“大道”。沈从文以前的文学创作在如诗如画风格中饱含着对贫苦劳动阶级的理解和同情，书写他们哀乐辛酸的不幸命运，现在他以下层社会普通工匠工艺制作的物质材料为对象，研究中国文化史，致力于撰述“以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为正统主流的中国美术史或工艺发展史”，表彰普通民众创造历史的突出贡献，填补我国文化史上属于劳动人民书写篇章的空白，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成就中，为千百年来这群“沉默中的无名英雄”的文化创造争地位，如他自己所言，“具有学术革命的意义”。其文学和学术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了“合体”，他“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对他一直深深眷爱同情的劳动群体表达了赞美和肯定，从而获得了“人民性”。这种在极高、极深的立意上、层次上把两种不同的书写世界浑然为一体，是极为罕见的！李青果发覆这种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现象，只眼独具。

沈从文文学创作时喜欢文体实验，他兼擅小说、散文、新旧诗歌、书信、志怪、杂文、诗文评、民族志各体。他的作品擅长描写和抒情，文字流畅有波宕，章句清雅有情趣，冷静叙述中时有幽默，文字世界有诗画的氛围，写出了很多“好故事”，获得了“文体家”的称号。而他对文体的重视和追求，也延续到他的学术研究之中，他的“文体家”称号，也促动他自觉探索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述学文体”，显示学术文字也可以像文学创作那样写，考据文章也可以有抒情性和文学风格。他第一次起意撰写文物著述《忆盘录》，便说要“用顶新方法来写它，每个盘子成为一个故事”；在《试谈艺术与文化》中，他说他“受华语训练，古籍熏淘，平时作文，即用桐城古体，沿用半通不通之古文”；他借鉴《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高丽图经》《揽辔录》《入蜀记》等行程记、史地风俗著述，以使“文笔条理清楚”。

1964年沈从文接受周恩来总理委托撰写《中国服装史》（即后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项研究年代范围广远，材料丰富，所涉问题杂多而又非常具体，还带有给外国元首赠送“国礼”和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使命，于是他创造出一种“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的新文体。沈从文虽说这是“改变方法另辟蹊径”，却又声明“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学术和文学如影随形，体例虽异而方法相通，堪称同路。当《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之时，老友朱光潜说：“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那也可能受到他爱好民间手工艺那种审美敏感的影响，特别在描绘细腻而深刻的方面。”可谓知音得解。如从中国文体发展史角度看，这其实也是延续中国古代文体“破体”与“变体”及“新学横行与技法追求”之“常与变”的历史脉络，是中国文体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品种。它所形成的融会古与今、文学与学术为一炉的学术新文体，对于今人学术文章如何摆脱枯燥乏味，增加些人文性，具有启发和示范的作用。

文史研究结合文物

史学家蔡鸿生曾著文《中国学术三名著》，把沈从文和钱锺书、陈寅恪并举，认为钱锺书的《管锥编》是“中西打通”，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知人论世”，而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以物证史”。“中西打通”“知人论世”和“以物证史”都是通家之学。通家之学讲究贯通，跨越不同的边界，进行综合的研究。而以综合研究的成果为对象的研究，也须综合研究才能发覆真相，揭出全体。《双城记》乃扩充知识范围，打开学术视野，发现已经转型成为学者的沈从文通过出色的古典文学研究，近乎为他失去文学创作而受到创伤的心理进行“疗愈”。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有趣的是，和文学家沈从文曾经挑起“京派与海派”“一般或特殊”“抗战意志论”之争从而搅动文坛一样，学者沈从文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是以批评者、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他的武器就是“以物证史”。“以物证史”源于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用于“古史新证”，被沈从文拿来考证古代文学史。在这之前，研究古代文学主要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循环论证，所谓“集释法”，被沈从文批评为“不可免还存在于书本中研钻，从文字章句间找证据，以书证书”，“正等于把一桶水倒来倒去，得不出新东西”，故建议图书馆旁边须建立“一个收藏实物、图片、模型过百万件的‘历史文物馆’”，以便实行“新的文史研究”，因为“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

1954年沈从文提出“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屡有创获，经典实操之一，是对《木兰辞》成诗年代的考证。最早记载《木兰辞》的《古今乐录》产生于南朝，但流传中出现的各种增补、插叙式变异，使这个记载中的不少说法转成疑团，《木兰辞》的成诗年代到底是南北朝还是隋唐，也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沈从文从考古发掘的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出土人佣入手，配以唐代诗文绘画，发现《木兰辞》描写妇女在脸上“帖花黄”的生活习俗，在南北朝出土文物中全无表现；而“女人脸颊眉额间贴小鸳鸯水鸟、花朵及星月玩意儿”，只有到了唐代的实物材料中才有了丰富的反映，从而得出《木兰辞》成诗于唐代的结论。黄永玉因此称赞他的表叔的这种做法，对破解就文论文的老方子的困难纠缠局面，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唐末五代敦煌壁画中女供养人曹议金夫人的花黄脸饰（张大千摹）

《双城记》扣紧沈从文在文学和学术上的互动，不禁令人想到他被压抑的文学旧梦仿佛潜意识那样出现在学术研究之中。他像作家刻画人物、描写生活一样，观察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动人场面和语言机锋，对作品的解释产生了“不隔”的效果，而且颇有趣味。比如乐府《捉搦歌》：“黄桑柘屣蒲子履，中央有系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论者一般认为是表现“女大不中留”的决绝，沈从文却从出土汉代麻履上发现，诗中“中央有系两头系”是麻履“着脚部分都是中央有系两边固定”，从而认为歌者使用比兴方法，表现情动于衷的女子从屣履“中央有系两头系”，产生“两边牵挂拿不定主意”的犹豫，因此引发出在故家和新嫁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使诗歌在表现人的情义的复杂性方面，显示出它的高明。《双城记》释之为：“很明显，理解这种比兴编织意象的丰富动人之处，如不从实物出发，如不准确训释屣履的实相及其象征性，是难以做到这么一种体贴入妙理解的。”

由于沉潜古物和文史，沈从文熟悉古代文人在诗文生活中经常借用犀角、象牙、杯盏等文玩进行含蓄隐射，蔚为风气，今人却已陌生。在讨论《红楼梦》的《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回目中，妙玉所使用的“（此字左‘分’右‘瓜’）爮斝”“点犀（此字上‘乔’下‘皿’）”两件饮器的含义时，沈从文颇具知识和机智，认为前者是“班包假”的谐音，既指物，也指人；后者则由于犀角杯以“正透”“倒透”为贵，“乔”字在元明杂剧市语中又有“装模作样假心假意”的用例，因此有“到底假”“透底假”的含义，曹雪芹是借用这两个器物的名称，虚以实之地隐射了妙玉的虚伪。《双城记》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解释，不啻于借助实物之筏的“读心术”，打通了通往文心、人心的孔道，也打开了通往作者之心和社会心理的大门。古人写作常有运用典故曲折表意的习惯，也有随“物”赋形、象“形”写意的机敏手段，它是文学创作中的智慧游戏，也是文学理论需要总结的修辞方法论。准确训释这些文学上的机巧有趣现象，是沈从文主张文史研究“不仅要懂语言，也要懂文学，不仅要懂社会，还要懂文物，更重要还是不能把这几点看成孤立事物，必须融成一份知识”的结果。

扬之水通过乃师孙机，和沈从文颇有学术上的缘分。她曾明晰指出，沈从文以实物材料研究古代文学，“开启了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条新路”。《双城记》则在更大的研究范围和学术空间，树立起沈从文“学文一体”“学者与文人一体”的立体形象。向来从事沈从文研究者，多集中在文学创作，对学术研究相对隔膜，而物质文化史研究，从前相对不那么受重视，沈从文所进行的学术工作，也不那么符合洋八股的套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不惬人意。而李青果能有创获有突破，诚如吴承学老师所讲，是他涉猎广博，治学能“杂”而求“通”，“打通学术与文学边界的独特学术追求”的结果。他曾出版专著《学术变迁与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对研究中国文学与学术之间的关系颇有手段和经验，启发他研究沈从文的新视野，使他的这项研究具有新维度、新方法，得出了新解释、新结论。他的研究是一种有温度的学理性研究，他在研究中表彰其研究对象的生命意志，寄托一种情怀，也是时下技术性的研究范式中不多见的。通过阅读他的这本书，我们方能更为全面真切地理解沈从文，也可寄望于推动沈从文研究的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李青果的《沈从文的双城记：从文学边城到学术边城》，堪称沈从文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周松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