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所著的《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一书近日出版。
这本书收录了书作者近年来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全书采用了较为朴实无华的叙述方式,没有层层叠叠的理论、政策、套话,而是尽可能运用直白、清楚的话语进行阐解。书作者深刻剖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工业受益于农村、农民的动力基础;强调城市和农村是功能互补的有机体,尤其是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社会福利网和市场机制调解下的保障基础远未健全,农村、农业所发挥的“稳定器”、“蓄水池”作用至关重要,是社会安稳、经济平稳运转的“压舱石”,是混乱、动荡、问题得以平缓解决的关键缓冲。
这本书亦可成为重要的国情教育读本。尽管中国城市化率、城镇化率已近7成,但这一比率是在最近30多年里快速提升实现的,很多城市人儿时有过农村生活经验,或自己的父辈来自农村。这些增加了部分民众、网友对于乡村生活的感情寄托,但说到底,哪怕来自农村,能够通过求学、当兵、务工等方式进入城市的很多人,对于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理解,大多存在不够全面、深入,对于这些年来三农问题的演进、演变以及部分问题经由政策施策调整后的新形态,了解也不够。
尤其是通过求学方式考入城市的院校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门子弟,实际上不少人自小很少接触务农。说到底,无论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引入苏联模式建立的高等教育专业体系,还是民国时期大量舶自日本的大学教育体系,都显著地以富国强兵为导向,偏重理工科,文科常常被贬低为百无一用。这种情况下,农门子弟、小城镇子弟对于改变命运、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往往寄托在“考入体制”或学技术、学理科之上,疏离文科尤其是疏离历史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种情况下,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究竟呈现出怎样的表现状态,无论是大中城市成长起来并长期居住的人们,还是农门子弟、小城镇子弟,其实了解得并不深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轻而易举就接受了某些经济学家兜售的实现耕地、宅基地自由流转的主张,完全没意识到这必然导致中国古代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反复出现过的土地私有制引发土地兼并、农民无立锥之地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听闻资本机构鼓吹美国等少数国家的大农场模式的成功案例,宣扬公司下乡可以更快速带动农民致富的说法后,就深信不疑,并不清楚“公司+农户”、大农场模式不仅不适用于中国,实际上也不适用于中国以外、美国以外的其他很多国家。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惊人发展成就,坊间也有两种错误解读,一种就是将成就的取得,完全归结于政策因素。还有一种,也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在20多年前到10年前经常宣扬的论调,也就是中国接纳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些经济学家即便承认中国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大贡献,也顶多承认所谓的商业领袖,认为他们、她们发挥了企业家精神。
但实际上,科学的政策之所以有效,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因地制宜。中国的发展政策之所以换取如此的成就,其实某种程度上如书作者所说,一方面,是因为推动发展、增长的重心首先放在了东南沿海地区,放在了城市和工业,抓住历史机遇快速跻身于世界工厂,发挥中国1949年以来重视基础教育、技术教育实现的较高素质的人口的优势,发挥中国1949年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初进行的产业结构建设,使得承接欧美日转移的制造业产能成为可能,从而创造出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政府主导经济推动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源源不断供应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不仅数量多,而且廉价。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彻底割裂与农村的联系,家里的父母会留守自家承包地,获得务农收入。这样一来,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到本世纪初,也就是进城务工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拥有一条退路,自家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加盖的房屋事实上就是自己可能情况下的退守之所。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地区的农村出现了较多农民在不放弃承包土地、宅基地的情况下举家进城务工,而耕地一般而言就流转给本村、本组的其他留守农民,形成了适度经营规模。这一状况阴差阳错地改善了中国很多地区农村长期存在的平均耕地规模过小、耕种经营效益较差的状况,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不至于出现农民全部流失、土地大幅荒芜的状况。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些拥有资本背景、照搬经济学教条的论者宣扬要让农民整体进城,土地、宅基地自由流转。因为如果那样,实际上就是复制和因循了英国等国家圈地运动的进程,无非今时今日一些做法可能不会那么粗暴和野蛮。
笔者很赞同书作者贺雪峰教授的一个基本观点,也就是小农经济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动力源。
《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这本书谈及的很多观点,实际上书作者过去10多年来陆续通过媒体、学术刊物已经提出过,而今汇集到一起,仍然具有生命力,经由现实检验具有正确性。
比如书中提到的防止过度经营县城,就很有前瞻性。县域经济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托,可以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有效途径。近年来国内各地都在推动扩权强县。但书作者就指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与中西部县域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从几十年前开始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虽然依然保留县乡村建制,但严格意义上已经不是旧时意义上的农村,当地的县域经济实际上是标准的城市经济。而在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县域还是乡镇,工业化水平都很低,虽然这些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一些项目,外加城建造城扩充了城区,但无非是城市建设更新换代,但县域经济的造血能力其实仍然微弱,甚至如书作者而言,很多县城这些年来发展起来的就是房地产业,农民也好,县城居民也好,将自己一生劳动所得的财富变成了无用、无益、不断贬值的房子——与之同时,县域财政还积累了大量的债务。
又如,书作者在本世纪初就指出,中西部传统农业型农村地区仍然长期存在小农经济,这一模式具有巨大活力。尤其是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进城失败返乡的老年人,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哪怕孩子通过各种方式进城获得了工作、住房,但老年人很难跟随进城,因为那种选择意味着纯粹意味上的消耗,而老年人返乡务农不仅可以通过土地获得劳动机会和收入,还能证明自己老有所为的价值。书作者指出,老人农业,精耕细作,其亩产和产出农产品的品质,往往都高于外来资本雇工经营农业,也更具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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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
作者:贺雪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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