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电影《大决战》上映，李作鹏看了很生气，觉得一场景不公平

在新中国开国将帅的谱系里，李作鹏中将的名字总是伴随着争议。人们提到他，第一反应往往是“林彪麾下四大金刚”之一，是那个对林彪唯命是从的铁杆心腹。但历史的褶皱里藏着更复杂的面孔——林彪曾对他拍桌子怒吼，甚至动过撤职的念头；他也曾在辽西战场上抗命不遵，却因此立下不世之功。

这位只有一只眼睛的将军，一生都在走钢丝。从江西苏区的“豪密”破译员，到梁山脚下的毒气幸存者，再到辽沈战役的“赌命”指挥官，最后沦为阶下囚。他的故事，是一部活生生的战争与政治教科书。

1

江西吉水，赣江水在这里流得特别急。1914年，李作鹏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15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这小子跟着村里的穷哥们闹起了革命。他脑子灵光，又读过几天私塾，没过多久就因为表现突出，当上了少先队模范队长。那时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掉脑袋的买卖，李作鹏却干得津津有味。

1930年，16岁的李作鹏正式参加红军。因为识文断字，他没去前线拼刺刀，而是被选进了军委机要科。在瑞金，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递给他一个封皮上写着“豪密”二字的本子，神情严肃地告诉他：“这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联系的绝密电报码，比命还重要。”

“豪密”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密码，由周恩来亲自编制。李作鹏接过这个本子，就像接过了一把烧红的烙铁。此后的日子里，他成了电台前的钉子户。那时候的发报机功率小，噪音大，为了抄收上海发来的密电，他常常通宵守在耳机旁，在嘈杂的电流声中分辨那一个个代表生死的字符。这段经历锻炼了他极度的细心和对情报的敏锐嗅觉，也为他后来在战场上“听风辨敌”打下了基础。

后来，李作鹏被调到军委二局当参谋。二局是红军的“千里眼”，专门搞情报破译和侦察。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别人饿得啃皮带，李作鹏怀里的情报本却从来没湿过。到陕北时，他已经是二局的业务骨干，主任参谋、科长、处长，一路升上去。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李作鹏进入抗大学习，随后被派往山东115师，先后担任侦查科科长、作战科科长。

1939年8月，鲁西梁山。这一仗，改变了李作鹏的一生。

当时，115师在梁山一带伏击日军，干掉了长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日军吃了亏，立马集结了5000多人，从8月4日开始疯狂反扑。敌人兵分多路，其中一路直奔115师师部而来。情况危急，师长陈光下令：李作鹏带一个连去引开敌人，掩护师部撤退。

李作鹏二话不说，带着队伍就冲了出去。他们故意大张旗鼓，把动静闹得震天响。日军果然上当，以为抓住了主力，集中火力扑了过来。

战斗打响后，日军不仅用了重炮，还使出了阴招——毒气弹。几发炮弹炸开，黄绿色的烟雾顺着风势弥漫开来。李作鹏正站在前沿观察敌情，没来得及闭眼，只觉得眼睛里像被撒了一把辣椒面，剧痛钻心，眼泪止不住地流。

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直到队伍安全撤离。到了后方，医生检查后摇头叹息：右眼角膜被毒气彻底烧伤，失明了。

为了治眼，组织上批准他去北平（当时已沦陷）的大医院手术。李作鹏伪装成商人，孤身一人潜入虎穴。可惜，手术失败了，他的右眼完全失去了光感。

从那以后，李作鹏的鼻梁上多了一副墨镜。在战场上，这副墨镜成了他的招牌。因为当时戴墨镜的军官极少，敌人往往把他当成大官，子弹专门追着他打。他也不躲，就在枪林弹雨里站着，用仅剩的左眼死死盯着战场。

李作鹏还有个出名的毛病——嗜酒。酒量极大，无酒不欢。部队缴获了好酒，第一时间得给他送去。有一次部队断了顿，实在找不到酒，李作鹏酒瘾犯了，在屋里转磨。警卫员苏烈把驻地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滴酒。

李作鹏把老婆董其彩找来了。董其彩是卫生所长，手里有医用酒精。李作鹏让她弄了一瓶酒精，兑了点水，倒在碗里。他端起来一口干了，面不改色地去开会。苏烈也被逼着喝了一碗，结果这小子不行，倒头睡了一天一夜。这事儿后来成了四野的笑话，但也侧面看出李作鹏那股子狠劲和怪癖。

2

1946年的东北，天寒地冻。四平保卫战刚刚结束，民主联军吃了大亏，一路撤退到吉林舒兰。部队士气低落，伤员满营，后面还有国民党军像疯狗一样追着咬。

这时候的李作鹏，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参谋处长。他心里也烦，就把苏静、何敬之几个老战友叫到一起，弄了桌酒菜，准备借酒浇愁。

几个人刚端起杯子，门帘一挑，林彪进来了。

林彪那时候心情极差。部队打了败仗，上面催着要交代，更要命的是，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变了，把联军的行军路线和部署全卖给了敌人。林彪急得嘴角起泡，一进屋看见这几个人在喝酒，火腾地就上来了。

林彪平时阴沉着脸不爱说话，但发起火来吓人。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碗碟乱响，吼道：“都什么时候了！电台线还没架好，敌人追在屁股后面，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喝大酒！”

李作鹏几个人吓得赶紧站起来。林彪脸色铁青，指着李作鹏的鼻子骂：“你们这是不务正业！浑浑噩噩！”说完，他一把掀翻了酒桌，酒菜洒了一地，转身就走，头都没回。

这一幕，成了李作鹏心里的一根刺。林彪发火不光是因为喝酒，更是因为王继芳叛变带来的信任危机和战场压力。

因为这事，李作鹏心里有了疙瘩。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总部，去一纵当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一走，反倒给后来的刘亚楼腾出了位置。刘亚楼性格强硬，作风严谨，更合林彪的脾气。

但李作鹏这人，虽然脾气急，但打仗确实有一套。脑子活，反应快，最关键的是，他敢于在关键时刻“赌一把”。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到了决胜时刻。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被解放军围在辽西走廊。林彪给李作鹏下了死命令：带着六纵（后来的43军）从彰武、新立屯出发，向南急行军，直插台安，切断廖耀湘往营口逃跑的路。

10月24日，李作鹏带着部队拼命赶路。26日凌晨，天还没亮，前卫46团在姚家窝棚撞上了敌人。枪声瞬间爆豆般响了起来。

李作鹏跑到最前面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对面不是小股部队，是廖耀湘的主力！枪炮声的密度和强度，绝对是精锐。

这时候林彪发来电报，催着快进，别纠缠。李作鹏看着地图，听着枪声，脑子里飞速运转：如果不管不顾往前冲，侧翼就暴露给敌人了，到时候不仅堵不住廖耀湘，自己还得被包饺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作鹏把电报往兜里一揣，回电林彪：“此处发现敌主力，不能再进，就地抵抗。”发完电报，他根本不等回复，直接下令：“给我打！占领历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死也要钉在这里！”

林彪在指挥部里收到电报，气得想骂娘，但也没办法。李作鹏这是在拿脑袋赌。结果真让李作鹏赌对了，廖耀湘一看营口跑不成了，真就转头往沈阳撤，一头撞在了李作鹏的防线上。

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廖耀湘兵团三个军，轮番冲锋，飞机大炮跟不要钱似的往下砸。43军的阵地被炸成了火海，九个连队拼到最后只剩几个人。

李作鹏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农家小院的热炕头上。外面炮火连天，房子震得直掉土，参谋们吓得脸发白，劝他进防空洞。李作鹏披着大衣，坐在炕上一动不动，手里拿着电话，吼道：“别管我，报数！哪个阵地丢了？一连阵地丢了？告诉一营长，把阵地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就别回来见我，我枪毙了他！”

一营长一听这话，带着预备队就冲上去了，硬是把阵地抢了回来。其实李作鹏也就是吓唬人，战后也没真枪毙谁。

这一仗，李作鹏两天两夜没合眼。他在炕上指挥，稳如泰山。后来老兵回忆，说李作鹏那时候就像座山，只要他在，大家心里就有底。

最后，廖耀湘的撤退路线被彻底封死，十万大军被全歼。战后，林彪虽然没明说，但对李作鹏竖起了大拇指。这一仗，李作鹏立了头功，但也因为抗命不遵，成了四野里的一个传奇。

后来有人问他：“你咋就那么大胆子，敢不听林总的命令？”李作鹏嘿嘿一笑：“在战场上混久了，听枪声就能听出对面是啥部队。那是廖耀湘的主力，不是杂牌军。杂牌军打仗像放鞭炮，主力打仗像滚雷，那动静不一样。”

1991年电影《大决战》上映，李作鹏看了很生气。电影里大书特书40军打胡家窝棚，对43军在姚家窝棚的血战提都没提。他觉得这不公平，43军拼光了九个连，怎么就成背景板了？这也是他晚年的一大心病。

3

打完辽沈战役，四野入关，一路打到海南岛。

1950年4月，渡海作战。那时候没有海军，全靠木帆船。李作鹏带着43军，坐着风帆船往海南岛冲。走到半道上，风停了。海面上死一般的寂静，船就在海上漂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下面的指挥官慌了，纷纷建议：“军长，没风了，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

李作鹏站在船头，墨镜遮着那只瞎了的眼睛，另一只眼睛瞪得溜圆。他吼道：“撤什么撤！现在只有营级才有电台，下面的船根本联系不上。一撤退就是溃退！给我摇橹，划桨！只能进，不能退！谁敢后退，军法从事！”

在他的死命令下，几千名战士摇橹划桨，硬是把帆船划过了琼州海峡，抢滩登陆。这一仗，抓住了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消息传到北京，林彪激动得站起来挥拳头，这在他身上是很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作鹏的官越当越大。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第一政委、副总参谋长。那是他人生的巅峰，也是他后来跌得粉身碎骨的伏笔。

他跟林彪跟得太紧了。林彪身体不好，很多事都是叶群和李作鹏这些人在操办。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李作鹏作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也跟着倒了台。

1973年，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判了17年刑。

在秦城监狱里，李作鹏待了好几年。出狱后，他被安置在山西太原。组织上让他改个名字，方便生活。李作鹏倔，死活不改。工作人员劝了好久，他才松口，改名叫“李明”，意思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

晚年的李作鹏，日子过得挺平淡。每个月有三百多块生活费，跟1955年中将的薪水差不多。他常拿这个开玩笑：“55年那会，茅台八块钱一瓶，我工资能买四十瓶。现在三百块，只够买一瓶，这物价涨得比打仗还猛。”

他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挺知足。比起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那些还在土里刨食的农民，他觉得自己赚大了。有饭吃，有房住，还能看书，还要啥自行车？

李作鹏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特别是战史和人物传记。有一次他看《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边看边摇头：“这写的不对，主席不是这样的人。”看到香港出的《谁杀了林彪》，他更是气得把书扔一边：“瞎编乱造！林彪是什么人我最清楚，哪能这么胡说八道。”

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写了关于罗帅的书，送给李作鹏看。李作鹏看完，在书上批了几句大实话：“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在军事指挥上，主要还是林彪在抓。罗帅身体不好，主要管政治。”

有人拿1989年中央军委公布的33位军事家名单怼他，说罗荣桓是军事家。李作鹏辩解道：“罗帅是政治元帅，这没得说。但在四野，军事上主要是林彪在指挥。咱们得讲实话，不能因为一个人好，就啥都好；一个人坏，就啥都坏。”

晚年的李作鹏写了上百万字的回忆录，有战争年代的，也有建国后的。书商找上门，说想出书，但得改个名，或者送到国外去出。李作鹏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去国外出书？那是给中国人丢脸！宁可烂在家里，也不去国外讨饭吃。”

书没出成，李作鹏也不在意。后来年纪大了，搬到北京跟孩子住。

2007年，93岁的李作鹏在家摔了一跤，骨折住院。检查身体时发现肝癌，家里人瞒着他，怕他受不了。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听说了，还专门跑到医院去看他。老战友见面，也没啥话，就是握握手，叹叹气。

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在北京走完了95年的人生路。遗体在八宝山火化，骨灰被孩子们带回了家。

关于他的功过，家乡吉水给他立了雕像，那是念着他的战功；历史书上记着他的罪行，那是他晚年的糊涂账。

他这一辈子，从苏区的红小鬼，到抗战的独眼团长，再到解放战争的纵队司令，最后成了阶下囚。大起大落，像坐过山车一样。

李作鹏走后，家里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副旧墨镜，镜片已经磨花了，镜腿也断了一截，用胶布缠着。那是他当年在梁山被毒气熏瞎眼后戴的第一副墨镜，一直留到了最后。

窗外，北京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刮得呼呼响，就像当年辽西战场上的炮声。一个时代的喧嚣，终究归于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