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如雷先生教我如何读书、治学和做人

文/宁志新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历史学家，恩师胡如雷先生于1998年1月19日不幸逝世，引起了学界同仁的极大悲痛。回想起胡先生在世时对我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导，实在是感人至深，永世难忘。

我是胡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从1982年2月起就师从先生学习三年，以后又在先生指导下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

多年来，先生为我的健康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既教会了我如何读书和治学，又教导我如何做人。我在事业上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无不漫透着先生的心血和期望。

关于读书。先生要求必须逐字逐句阅读原著，多看没有标点符号的线装书。对不懂的字、词、句，必须反复研读，绝不可囫囵吞枣。他举例说，遇到不认识的字如果不查就过去了，实际上在头脑中已给这个字假造了一个读音，久而久之，就会误认为这个字就是自己假造的读音。先生的一席话切中自己的要害，我对某些字的读音错误就是这样形成的。

关于治学。先生特别强调三点：一是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科研工作。先生长期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著作，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也要求我们这样做。二是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他反复告诫我们，一不发空洞之论，二不下无确根据的结论，三不写靠不住的论文。他经常说，写好的文章最好在抽屉里放上几个月，待投寄出去之前再看上一遍，就可能发现当时考虑不周的问题。我有时急于求成，写出一篇文章就想发表，而先生却扣压下来。我当时还想不通，现在看来，这是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在督促我去写高水平的精品。三是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先生在授课时，凡讲到一个问题就一定首先介绍前人的研究情况，要我们从这个基础出发去探讨问题。对于陈寅恪，程千帆，唐长孺，傅璇琮等人的著述，先生一向推崇备至，要求我们反复研读。

为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先生将其多年来的治学经验和切身体会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们。他说：发现问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看别人的文章，特别是相互商榷的文章，找出他们的破绽，提出自己的观点。二是仔细研读文献记载，找出各类记载的矛盾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是将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排比分析，从中看出问题。他特别强调后一种方法，认为这是搞好历史研究的主要途径，要求我们全面浏览所能见到的一切史籍，尽量将有关资料抄在卡片上，以便进行系统研究。我按照先生指导的方法去做，果然受益非浅。

对于论文写作，先生更是手把手地对我进行指导。他说：在从事某一课题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弄清国内外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概况，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哪些问题还有争议，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选定题目，提出论点，拟出论证思路和方法，规划出文章的大致结构与每部分的长短，尽量避免出现头重脚轻，畸轻畸重的局面。对于文字，先生则要求做到干净利落，朴素明快，切忌华而不实，堆砌词藻。并以唐长孺先生的论文为范例，要求我们学习和仿效。

对于不同体裁的论文，先生也做了具体指导和要求。他说论文可以分为正论和驳论两大类。对于正论文章，就要求我们做到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对于驳论文

章，则要求我们做到针锋相对，但语言要和善，以尊重对方。他反复告诫我们，绝不能因为观点不同而伤了同行之间的和气。

先生四十多年来，不论是在坎坷的逆境，还是在受到尊重的年代，都视学术研究为生命。他不仅以求真、求实的精神研究历史，也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对待人生。他不仅自己为人坦诚，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也要求我们像他那样，堂堂正正地做学问，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经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求我们多和正直的人来往，多向张恒寿老先生那样的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情操。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总之，胡如雷先生既是我们的严师，能严格要求和指导我们学习与研究，又是我们的益友，能谦和地与我们一道讨论各种学术问题，毫无权威的架子。他的治学精神与坦荡胸怀，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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