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洛拉·坎托罗维茨竭尽全力隐藏自己的身孕。她成功了,因为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大多数囚犯都因长期饥饿而腹部肿胀。
1945年3月她临产时,俄军正在德国境内推进,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片混乱。她的女儿伊拉娜于3月19日出生,此时距英军解放该集中营还有30天。
现年81岁的伊拉娜·坎托罗维茨·沙勒姆是最年轻的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她之所以能幸存,仅仅是因为她出生时纳粹领导层在战争结束之际已陷入混乱。否则,她几乎肯定会被杀害。
在大屠杀结束八十多年后,沙勒姆首次分享了她和母亲的故事,她意识到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已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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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周年纪念日。该集中营是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营,约有11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此遇害。联合国大会于2005年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年度纪念日。
约有600万欧洲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人,包括波兰人、罗姆人、残疾人和LGBTQ+群体,被纳粹及其合作者杀害。其中约150万是儿童。
今年的纪念活动正值反犹太主义抬头之际,这种情绪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长达两年的战争期间有所加剧。
黑暗之地的爱情
沙勒姆的父母在波兰的托马舒夫隔都相识时还是青少年。洛拉·罗森布鲁姆来自该镇,而赫什(兹维)·亚伯拉罕·坎托罗维茨则是从波兰罗兹被转移到该隔都的。
在隔都经历了数年包括失去亲人在内的艰苦劳动后,他们被辗转送往多个劳动营,在那里他们得以继续秘密会面数月。
“我母亲说,那些地方实际上有很多爱,”沙勒姆回忆起劳动营时说道。“他们过去常常沿着河边散步。那里有浪漫。”
她母亲的朋友过去常常帮助安排两人的秘密会面,他们此前已在隔都举行过非正式婚礼。
1944年,这对夫妇失散了。赫什·坎托罗维茨最终在战争结束前几天的一次死亡行军中丧生。洛拉则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兴登堡劳动营待过。她怀着身孕,完成了一次前往德国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死亡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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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发现她怀孕了,就会杀了她,”沙勒姆说。“她对所有人隐瞒了怀孕,包括她的朋友,因为她不想引起额外的注意,也不想任何人把食物分给她。”
研究过沙勒姆故事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档案管理员西玛·维尔科维奇称,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婴儿出生是“难以想象的”。
“三月份的条件非常恶劣,尸体堆积如山,”维尔科维奇说。“当时有成千上万、数万人生病,几乎没有任何食物。”
直到今天,沙勒姆也无法解释她的母亲不仅如何在集中营的条件下幸存下来,还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母女俩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待了一个月,直到英军解放该营,随后又在附近的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待了两年。
然后她们移居以色列,沙勒姆父亲的父母在战前已移居那里。沙勒姆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希望她的父亲还活着。她再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再生孩子。
大家的孩子
在战后的最初几个月,婴儿伊拉娜备受呵护,她是难民营里仅有的几个孩子之一。
“实际上,我是大家的孩子,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沙勒姆说。“那里有很多很多妇女照顾我,因为能和一个小婴儿在一起让她们非常兴奋。”
当时的照片显示,笑容灿烂的婴儿伊拉娜被一群成年人围绕着。沙勒姆说,她母亲的朋友称她为“一颗新的种子”,是黑暗时期的一线希望。
她不知道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出生并幸存下来的其他孩子。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的大屠杀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记录到,在1945年至1950年间,卑尔根-贝尔森难民营解放后有超过2000名婴儿出生。卑尔根-贝尔森的博物馆找到了伊拉娜出生的相关文件,包括她的出生时辰,这些文件现在保存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鲜少谈及的话题
学习社会工作的沙勒姆在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开始询问母亲相关问题,当时在以色列社会深入探究幸存者的经历仍是禁忌。
“现在我们知道,为了消化创伤,我们需要谈论它,”沙勒姆说。“但那些人当时不想谈论。”
她指出,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袭击以色列南部事件后,许多袭击幸存者立即开始讲述他们的遭遇。
但大屠杀的后果,尤其是在以色列,情况不同。许多幸存者试图忘记所发生的一切。伊拉娜的母亲分享她在集中营分娩的故事时常常遭到质疑,因此她大多不再讲述。沙勒姆说,有时她母亲会和其他幸存者朋友谈论她所经历的苦难,但很少对陌生人提起。
在世大屠杀幸存者不足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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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勒姆从未公开分享过她母亲的故事,她的母亲于1991年去世,享年71岁。去年,她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完成了一门家谱学课程,并开始意识到能够分享故事的大屠杀幸存者已寥寥无几。
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犹太人向德国索赔会议”(亦称“索赔会议”)的数据,目前大约有19.66万名大屠杀幸存者在世,其中一半居住在以色列。去年有近2.5万名大屠杀幸存者去世。大屠杀幸存者的中位年龄是87岁,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屠杀期间还是非常年幼的孩子。沙勒姆属于最年轻的那一批。
沙勒姆有两个女儿,她记得自己怀孕时与母亲分享,并对母亲所忍受的一切感到惊叹。
“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境遇,可能需要特殊的力量才能让人相信,”沙勒姆说。
“她说,其中一点是,如果她知道我父亲已被杀害,她就不会那么努力了。她希望他能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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