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慈禧传绯闻？说光绪是他的私生子？揭秘历史上真实的荣禄是啥样

说起瓜尔佳·荣禄，很多人会用“忠奸”“进步保守”这样比较简单的标签归类他。

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一个被嵌入时代齿轮中、身上同时烙印着旧秩序惯性与新变革压力、在宫廷权谋与国家危局间努力寻找平衡——或者至少是寻找出路——的复杂官僚。

我们要理解荣禄，不该急于评判，而是应当先回到他所处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场，去看他如何行动、又为何如此行动。

他的起点与底色，究竟是满洲贵族的世袭特权，还是一种深重的危机感？

甲午战后的崛起，是抓住了“实政”改革的机遇，还是步入了权力斗争的核心？

在戊戌年，他扮演的，究竟是扼杀维新的守旧屠夫，还是一个试图在激进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的务实派？

庚子年间，他在义和团与列强之间的周旋，是“明攻暗保”的智慧，还是首鼠两端的怯懦？

而到了晚年，身居顶峰的他是推动了新政，还是已在时代的洪流前显得无力而因循？

他所有的挣扎与算计，究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还是为了维系满洲集团最后的体面？

瓜尔佳·荣禄

01满洲勋贵

荣禄的出发点是典型的满洲勋贵路径。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北京，隶满洲正白旗，祖父、伯父、父亲皆战死沙场，换来“世笃忠贞”的匾额和皇帝的优恤。他走的不是汉人士大夫十年寒窗、科举晋身的道路，而是凭借“荫生”身份直接进入工部。

这种出身决定了他的基本盘和思维底色：他的权力来源于满洲贵族集团和皇权的恩宠，他的责任首先在于维护这个体系的存续。

在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朝常规军事力量（八旗、绿营）后，满洲统治者的焦虑感日深。如何重建一支可靠、尤其是由满洲核心力量掌控的武装，以应对内外威胁，成为像荣禄这样意识到危机的满洲官员的优先课题。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后来对编练新军（武卫军）如此执着，一来是国防需要，二来是巩固满洲统治根基的政治行为。

荣禄政治生涯的真正转折点，在甲午战争之后。这场惨败将洋务运动“器物革新”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也使得改革从地方督抚（如李鸿章、张之洞）的零散实践，上升为清廷不得不推行的全局性“实政”。

被重新起用的恭亲王奕䜣将荣禄推向前台，任命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总理衙门大臣，直至兵部尚书。此时，中枢需要一位既得慈禧信任，又能务实办事、且能代表满洲利益协调各方的人物，荣禄恰好符合条件。

他很快抓住了“练兵”这个核心。在调查袁世凯小站练兵被弹劾一事时，他力保袁世凯，盛赞其“血性耐劳，勇于任事”，这并非单纯出于爱才，而是他看到了新式陆军对于朝廷的重要性——一支能由中央直接控制、装备训练现代化的军队。

袁世凯

随后，他提出设立武备特科、各省设武备学堂的建议，系统规划军事现代化。到了戊戌年，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际上将前任李鸿章手中最重要的军事遗产（北洋各军）的指挥权，逐步收归到以他为首的满洲亲贵手中。

他的目标很明确：通过创建和掌控武卫军（前、后、左、右、中五军），重塑中央，特别是满洲核心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扭转内轻外重（地方督抚权重）的局面。

从这点看，荣禄是清末“中央集权”（实为满洲亲贵集权）在军事上的关键推行者。

02变法牺牲品，荣禄的选择

毫无疑问，戊戌变法将荣禄置于历史聚光灯下，也给他带来了最持久的争议。传统叙事（很大程度上受康梁流亡后宣传影响）将他描绘成慈禧的鹰犬、政变的主谋、因袁世凯告密而连夜进京扑灭变法的元凶。但如果你查阅过史料研究，就会对这种简单的评价不屑一顾。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他曾致信戊戌新贵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这透露出他的改革观：渐进的、修补式的、注重实际成效的，而非康有为那种激进的、全盘重构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大变、快变、全变”。

这种分歧，是务实官僚与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典型分歧。对于康梁依托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试图绕过整个既有官僚体系（包括慈禧和荣禄这样的实力派）推行改革的策略，荣禄视为鲁莽和危险的，会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

政变的具体过程，目前研究倾向于认为，告密关键人物可能是御史杨崇伊，而荣禄更多是坐镇天津，与北京的庆亲王奕劻等满洲权贵协同，支持了慈禧恢复“训政”的决定。

他的核心诉求，是停止康梁式激进行动，恢复政治稳定。政变后，他的行为也颇有意味：他一方面参与扼杀了戊戌新政，另一方面又“调和两宫”，极力避免对光绪帝做出更严厉的处置（如废黜），并设法保全了一些新政措施，最著名的是顶住刚毅等人的压力，坚持保留了京师大学堂。

对他而言，问题或许不在于“变不变”，而在于“由谁来主导变”、“按什么节奏变”、“变哪些内容”。

他的选择是：在确保慈禧权威和满洲集团主导权的前提下，进行可控的、主要是军事和实务层面的改革。

慈禧

庚子国变是考验荣禄政治智慧和操守的炼狱。面对义和团蔓延和端王载漪、刚毅等顽固派鼓吹的“抚拳灭洋”狂热，荣禄是朝中少数保持相对清醒的大臣之一。他屡次请求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使馆，认为挑衅列国会招致灾难。

但当慈禧在顽固派鼓动和误传情报（所谓洋人要求归政光绪）的刺激下，决定向列强宣战，并下令围攻使馆时，荣禄陷入了极端困境。

公开抗旨不可能，那意味着立刻垮台甚至被杀；完全执行疯狂命令，又知是亡国之举。他选择了史料中记载的“明攻暗保”策略：表面遵旨派兵（武卫中军）参与围困，实则消极怠工，并向使馆内秘密输送食物、药品，甚至协助其与外界通电报，力图避免造成外国公使伤亡而彻底断绝和谈后路。

这是一种在绝境中试图减少损失的、典型的官僚式生存智慧，但也因此背负了“首鼠两端”、“纵兵劫掠”（武卫中军纪律极差）的骂名。

慈禧

京城沦陷，两宫西逃，荣禄先是奉命留京，后辗转奔赴西安行在。在此期间及之后，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暗中保持沟通，为议和创造条件。然而，抵达西安重掌枢机后，他又在一定程度上回护载漪等祸首，以迎合慈禧。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正是他深陷权力网络、必须多方妥协的体现。他既想挽救国家于不坠，又必须首先保住自己的权位以图有所作为，还要维系与慈禧及满洲亲贵集团的关系。

《辛丑条约》的屈辱，他作为首席军机大臣，难辞其咎，但将全部责任归给他，也忽视了清朝整体腐朽和慈禧决策的关键作用。

03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生命的最后几年，荣禄官至极品（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女儿被慈禧指婚给醇亲王载沣（后生溥仪），成为皇帝的外祖父，个人权势达到顶峰。

他支持了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清末新政的开启有他推动之力。然而，经历了庚子重创，武卫军灰飞烟灭，家庭遭遇变故（妻、子死于西逃途中），他本人也年老多病，早年的锐气与谋略似乎消磨殆尽。

史载他晚年“办事拖沓，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和积重难返的国势前，他主持的新政显得迟缓无力，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

张之洞

1903年荣禄去世，清廷予谥“文忠”，备极哀荣，但舆论已有尖锐批评。严复说他“用骑墙政策，卒以此保其首领”，但肯定其“调停骨肉”之功。夏曾佑则痛斥他为“公忠于外国”的“乱臣贼子”。外国人如赫德，评价他“只不过是个狂妄自大的人”。

后世史家观点也两极：或视其为保守反动政变的主谋，或认为他是务实但局限的改革者。

纵观荣禄一生，他本质上是一个旧体系的维护者和尽力修补者。他所有的努力——编练新军、参与（又遏制）变法、周旋于帝后与中外之间——首要目的都是为了挽救和巩固清王朝，特别是其中满洲统治集团的权威。

他有能力、懂实务、善于权谋，在个人操守上或许不乏贪权恋栈之处，但也绝非一味贪腐或盲目排外的昏聩之徒。他的悲剧，或者说他那一代晚期官僚的悲剧在于，他们试图修补的房屋（传统帝制）地基已然朽坏，而他们所能用的工具（旧式权谋、有限改革）和建材（日益僵化的官僚体系、狭隘的集团利益）根本无力重建。

荣禄在时代裂变的惊涛骇浪中，凭借其权术和务实精神，为旧屋做了一次次应急加固，甚至试图增添几个新式房间（军事、教育），但终究未能，或许也从未想过要彻底改变房屋的结构。

当革命洪流最终冲垮一切时，他个人的是非功过，便也湮没在旧王朝倾覆的漫天尘埃之中，留给后人一个复杂难言、充满张力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