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我去马来西亚读博士

44岁那年，我决定暂停工作，远赴马来西亚攻读博士。

当时，身边的质疑声如同潮水般涌来，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去“水学位”。在中国，“马来西亚博士”这个词在很多人脑海中留下了“文凭水”“混学历”“给钱就能拿学位”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延续的是英国教育体系，部分马来西亚高校的国际排名正在稳步攀升，比如马来亚大学稳居世界百强高校行列，而我要去读博的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在工程与计算机领域声名远扬，是很多理工科学生竞逐的目标。

01

在马来西亚读博，真正触摸到学术的本质

读计算机领域的博士，是我二十年来的梦想。当年在爱尔兰完成计算机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因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不得不放弃继续攻读博士的计划，带着遗憾回国。但我对计算机专业的热爱，从未熄灭。

2019年，在参与筹建一个上海国际高中的项目时，我偶然与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同事聊天，我们谈及科研训练对个人思维的塑造以及学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那些被现实掩盖的渴望突然像被点燃的火焰，在我心底熊熊燃烧起来。

彼时我发现，计算机领域的人机交互方向既契合我的专业，又能与当下的教育场景结合，是我真正想探索的领域。

我开始重新寻找实现梦想的路径。首先我联系了爱尔兰的母校，但因为研究方向不匹配没能找到合适的导师；后来我与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一位从事人机交互研究的教授取得联系，却又因新冠疫情突发和录取条件的限制，再次错失机会。

就在我快要灰心时，这位教授力推马来西亚五大公立高校之一的马来西亚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随后，在她和当地华人朋友们的多次帮助下，我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我第一博导的Masitah教授。她早年在英国深造，在人机交互及脑机接口领域深耕多年，具有深厚的科研功底。

当我进入她的课题组后，才真切体会到什么是学术与科研的“硬标准”：研究设计的思路必须逻辑清晰，才能经得起层层追问；理论框架的搭建必须完整闭环，不能有任何漏洞；实验数据需要反复校验，必须确保每一个数字真实可靠；研究伦理审批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博士期间的周例会，对我而言更像一面“照妖镜”，任何一点偷懒与敷衍，都会被无情地映照出来。

有一次，我在汇报实验进展时，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逻辑漏洞，被导师当场指出。她没有给我留丝毫情面，要求我在下次例会前补充完整的证据链和对照实验数据。

批评虽然严厉，但之后，她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厚厚的文献清单，标注出需要做复现实验的段落和需要重新做对比测试的算法，甚至帮我联系实验室，借来了专业设备进行数据压力测试。

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我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白天泡在里面做实验，记录每一组数据；夜里复盘实验过程、撰写研究报告，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就趴在沙发上眯一两个小时。

读博期间，我头上的白发肉眼可见地增多，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不少。但我始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选择计算机专业的初心，在咬牙坚持的自我逼迫中，真正触摸到了学术的本质。

02

发表学术论文，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马拉松

在我所在的计算机学院，博士生想要申请毕业答辩，必须先迈过一道学术门槛：至少有一篇论文被主流学术数据库收录（SCI/WoS），或者有达到规定数量的同等水平成果，否则就没有进入答辩程序的资格。

读博期间，我先后成功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其中2篇被世界顶级学术平台收录、1篇发表在影响力较高的国际期刊上，还有一篇学术会议论文被IEEE（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收录。

每一篇论文，从题目拟定到摘要撰写，从研究方法的阐述到实验结果的分析，从图表的设计到附录的补充，都经过了两位导师逐字逐句的审阅，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她们都不会放过。

其中，我的第一博导Masitah教授尤为严格，她总能在看似完美的论述中找到核心问题：“为什么选择这种统计方法？”“有没有试过其他方法做对比？”“附录中为何不补充更多实验复现所需的数据？”她关心的从来不是论文能不能发表，而是研究能不能站得住脚、逻辑是不是足够严谨。

向期刊投稿的过程，像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马拉松。在四年里，我先后向60家国际期刊投过稿。在反复被期刊拒绝后，我只能重新梳理研究思路，修改论文内容，然后再次投稿。

其间还遇到过一场“乌龙”事件——因为投稿系统出现故障，我的一篇论文被误认为“一稿多投”，我因此收到了来自期刊编辑部的严厉警告。那一刻，委屈、愤怒、无助涌上心头，差点让我放弃。

而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是我的研究模型开发陷入了瓶颈，几次模型搭建后都出现了各个子模块之间的逻辑错误，无论我怎么调整参数，实验结果都达不到预期，之前写好的代码也被我推翻重写了无数次。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活在自我怀疑中，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在计算机领域继续钻研。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倍感迷茫时，挚爱的父亲突然离世。巨大的悲痛就像一张网将我紧紧包裹，我整个人就像在浓雾里行走，看不清方向，学术研究也因此停滞。但我的导师没有因为我的处境而降低要求，只是在邮件里说：“先处理好家里的事，调整好状态，回来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所幸家人的支持从未缺席，在妻子和孩子的安慰与鼓励下，我重新振作，将所有期刊的评审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了一份详细的“反驳与修正清单”。导师建议我复盘十几家核心期刊的评审意见，找出共性问题后对论文进行重新修订。这个过程就像一场自我手术，每一次对被否定的回顾，都像在揭自己的伤疤。但也正是这场“手术”，让我看清了自己研究中的不足与疏忽。

03

四次大修毕业论文，学术科研从无捷径

比论文发表更考验心性的，是毕业论文的编写与精修。

当我将长达573页的论文初稿提交给导师后，两位博导用红笔逐页标注，提出了第一次大修要求：“学术写作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核心价值的聚焦。删减所有无关枝节，让你的研究结论站得住脚、清晰可辨。”

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经历了四次大刀阔斧的修改。

第一次大修，我忍痛删掉了110多页冗余内容，重新梳理理论综述，只保留了与研究模型直接相关的核心理论；第二次修改，导师指出我的实验分析中部分内容逻辑松散，于是我重新搭建论证框架，将几组实验数据按“问题—方法—结果—结论”的逻辑重新组织，精简了近80页；第三次修改聚焦细节，从图表的规范性、公式的准确性到参考文献的格式，两位导师逐页审阅，甚至帮我标出了表述冗余的句子；最后一次修改，是对核心论点的升华，导师引导我跳出具体实验，站在学科视角总结研究的创新点与局限性，这一次精简了近20页，最终将论文浓缩为320页的版本。

每次提交修订稿后，两位博导都会抽出时间与我讨论，并向我解释“为什么要删”“如何聚焦”，同时分享她们自己的写作经验。这种极致的严谨与耐心，不仅让我的论文实现了质的飞跃，更让我深刻感受到对学术研究应有的敬畏之心。

随后，我将修改后的论文内容与实验数据进行提炼整合并再次投稿。当第一封知名学术期刊的录用邮件出现在邮箱时，我盯着屏幕愣了很久，长时间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绪瞬间散开，眼眶渐渐湿润。那些日子所经历的焦虑、不甘、委屈的情绪，在那一刻都化成了踏实的轻松。

所有的坚持都没有白费，我没有辜负自己对所研究领域的执着与坚守。

04

四年博士经历，带给我“三种底气”

近年来，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教育合作不断深化，中马联合实验室、跨国企业研发中心、高校联合培养项目等合作平台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工作环境、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国际化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里不是“就业洼地”，而是一片充满机遇的“练兵场”。

在我的博士同学中，有人凭借出色的科研能力留校任教，继续在计算机领域深耕学术；有人进入马来西亚的其他高校，成为学科建设的骨干；也有人加入华为、腾讯、微软、谷歌等跨国科技公司的马来西亚分部，从事IT工程与研发工作；还有人选择回国，进入省部属高校或科研机构。

对我而言，博士文凭从来不是可供炫耀的资本，我更为看重的，是这段读博经历赋予我的三种“底气”，这能让我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第一种是学术底气：通过四年的科研训练，我深刻理解了国际学术圈对数据质量、研究复现性的重视，这让我在后续参与教育项目时能够更精准地把控研究标准，避免出现“伪科研”“假数据”的问题；

第二种是行业底气：因为亲身经历过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并深入研究人机交互方向，我能更客观地评估不同国家、不同院校的培养模式与考核要求，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推崇“名校光环”；

第三种是长期底气：这段经历让我明确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技术更系统地融入国际教育实践中，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学生体验的提升。

从44岁重新走进校园，到48岁通过博士毕业答辩，这四年里，我独自在马来西亚度过了太多难以言说的艰难时刻。

如今，回望这段在异国他乡的博士求学之路，我更加确认了两件事——第一，教育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探索、修正与成长，它教会你的，不只是知识，更是面对困境时的坚韧、面对质疑时的笃定及对初心的坚守；第二，技术终究要回归人本，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应符合人的注意力规律与认知负荷规律，从而帮助人更好地学习、更好地生活。

来源：本文系原创，原载于《留学》杂志2026年第1期，作者徐昊系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博士、国际教育从业者

编辑：槿祎

终审：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