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都姓朱，老百姓要杀猪正好犯了“杀朱”的名讳

明朝皇帝都姓朱，老百姓要杀猪正好犯了“杀朱”的名讳，后来机灵的朱元璋改了一字，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
早些年，朱元璋刚做皇帝那阵，百姓过的都不宽裕，朱元璋自己出身农家，小时候什么苦没吃过，杀猪卖肉的活计也干过。
可一当了皇帝，规矩一套一套，名讳成了大事，大明朝的朱姓，直接跟“猪”同音，遇上老百姓杀猪，嘴里喊一声“杀猪”，这不是犯了皇帝的忌讳吗？有点眼力见的都知道，话不能乱说，字也不能乱写。
街头巷尾的屠夫们，活计还是得干，可嘴上却越来越谨慎，有人把猪叫“肥畜”，有人干脆换成“豕”，就是怕哪天被人揪着名头说不敬。
其实朱元璋本人并没有专门下令不许说“猪”，但老百姓过日子，总是要留个心眼，毕竟，皇帝的脸面比天还大，谁也不想因为嘴上没把门惹来麻烦。
朱元璋对于避讳这事挺上心，朝廷里的文书，碰上“元璋”二字的，必须改写，地名、庙号，凡是有点联系的，都得动手动脚。
可对“朱”字倒是没专门下禁令，主要还是从上到下自然形成了气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别在皇帝面前说“猪”，更别写出来，省得惹祸。
村里有个老张，专门杀猪卖肉，家里全靠这个手艺吃饭，有一回，他儿子在集市上喊了一嗓子“杀猪啦”，被巡街的差役盯上了，事后老张回家叹气，说以后都得小心点，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家里吃饭时，连小孩都不敢随便提“猪”字，怕大人皱眉，怕邻居听见。
朱元璋做皇帝那头几年，社会风气变了，规矩多了，忌讳也多了，县城里的学堂，有学童写错了字，先生会提醒一句：“这个字要避讳，换个写法。”
同样的道理，市场上的屠夫、卖肉的、养猪的，谁不是小心翼翼？有的人把猪肉分成“白条”“红膘”，有的人干脆用“家畜”带过，反正就是不说“猪”，也能让人听懂。
朱元璋对避讳的态度其实很有意思，他自己出身草根，懂得底层的苦，可做了皇帝，规矩和权威还是摆在第一位，“朱”字和“猪”字一个音，碰上杀猪卖肉这事，老百姓心里有点犯嘀咕。
可真要完全禁了，百姓生活过不下去，社会也得乱套，朱元璋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所以压根没下过类似的死命令，只是朝廷上自上而下的气氛，让民间自动产生了这种回避心理。
明朝的避讳，真的是一步步渗透到老百姓的生活里，你要去庙里祈福，和尚做法事，读到“猪”字也要换成“豕”，嘴上念念有词，也得避开朱皇帝的名讳。
乡下老人讲故事，说到猪，总会顿一顿，换个别称，小孩在地里玩，学猪叫，都被大人一把拉回家，“别乱学，别乱说”。
这些细节，外人未必能体会到，但在明朝的百姓心里，早成了习惯，家家户户养猪，年关杀年猪是头等大事，可杀猪的词却不能随便说。
过年时，杀猪宴上，主人家总会小声叮嘱，“咱们说‘宰肥畜’就行”，大家心照不宣，筷子动得飞快，嘴上却格外谨慎。
朱元璋治国，讲究的是约束和规矩，避讳成风，这事在他那儿是理所当然，可你要说他真有心为难老百姓，其实也说不上，只是权力和传统合起来，把老百姓逼得更小心了。
朱元璋在位时，对百姓生活并不是管得特别死，但大明的氛围让人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涉及到皇帝名字的地方，大家都自觉多绕一步。
时间一长，这种避讳就成了老百姓的习惯，屠夫改了招牌，学堂改了讲法，连孩子的歌谣都悄悄换了词，杀猪成了不能明说的事，大家都靠眼色和默契，明朝人过日子，讲的就是一个“稳”字，嘴上不说心里有数。
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朝后期，真正把“猪”字当回事的，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厚照，那会儿，他属猪，心里多了点想法。
正德年间，他下过一道禁猪令，把全国上下折腾得不轻，养猪、杀猪、卖猪都不让，谁敢动就得治罪，短短几个月，百姓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鸡鸭鱼肉都成了稀罕物，最后这道禁令还不是不了了之？
朱元璋的做法其实更实际一些，他深知民间疾苦，不会动不动就下死命令，朝廷里讲究避讳，地方上却留了活路，老百姓过日子，嘴上绕着走，心里却明白怎么回事。
朱元璋没想难为百姓，也没想搞得大家吃不上肉，只是这规矩一旦成了风气，谁也不敢冒头。
明朝的屠夫们就这样在夹缝里求生存，每天清晨，刀磨得雪亮，摊子支得结实，却没人敢大喊“杀猪”。
大家都用暗语，什么“宰肥畜”“割白条”，听的人都懂，外人却一头雾水，偶尔有个外乡人不懂规矩，喊了句“杀猪啦”，旁边人立刻竖起耳朵，生怕被有心人听了去。
日子久了，这些避讳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家里有孩子，老人总会叮嘱，“话要注意，别乱说。”集市上，屠夫们交头接耳，谁都不敢大声
其实大家心里清楚，这不过是顺着规矩走，免得给自己找事，朱元璋没明说，老百姓却个个心照不宣。
明朝的避讳，不光体现在“猪”字上，其他跟皇帝有关的字也得小心，书院里的学子写文章，碰上“元璋”，一定要换别字。
县官批文，碰上“朱”字，也得绕着写，可这些都没影响到老百姓的饭碗，大家还是照样过日子，只是多了点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