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蒋介石调任卫立煌去东北，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原因有两个

1947年春天，重庆城里阴雨连绵。街头巷尾的百姓，嘴里谈论得最多的，不是物价上涨，也不是粮食紧缺，而是东北那一连串越打越乱的战事。电台里时不时传来“锦州失守某地”“长春外围吃紧”之类的消息，听得人心里直打鼓。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远在大洋彼岸的卫立煌，突然收到了来自南京的电报。
这封电报，来自蒋介石。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近两年，原本应该是安稳下来的日子，却因为全面内战的爆发，再次被枪炮声撕得粉碎。东北成了双方角力的主战场之一，谁能掌握这片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土地，谁在今后的全国局势中就多了一张底牌。蒋介石看着东北战报上的一处处红圈，焦躁越来越重，最终把目光落在了那个他既倚重、又有些忌惮的名字上——卫立煌。
其实，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就能看出卫立煌此时的心境，并不适合再去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沸腾了，庆祝的人潮在街上挤成一片。勉强熬过八年苦战的军人们，大多以为，从此总算可以收起行囊，好好过几天没有炮火的日子。卫立煌也不例外，这位在正面战场屡屡抵挡日军进攻的将领，当时心里明明白白想的，就是“和平”两个字。
有意思的是，早在抗战中段，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1938年，他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延安。那时候，正面战场局势紧张，西安以北的道路还算畅通。他来到延安，同毛泽东长时间交谈，对那种简朴而紧张的氛围印象极深。谈话中，对于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坚持长期抗战，两人观点上的共鸣，让他回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平静。
从那以后，卫立煌再看国共关系，心里多少多了一层比较。他知道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问题，也看到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的优势。抗战胜利前后，他多次表达过希望避免内战的态度。在很多场合，他都不愿意轻易表态，要的就是与内战保持距离。这一点，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并不多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在庆功和权力重组的氛围中度过。表面上是灯火辉煌、典礼不断，骨子里却暗流汹涌。蒋介石一边着手“接收”，一边调动军队向各地集结，尤其对东北更是看得极重。他打着“先剿共、后建国”的算盘，迅速将军事力量推向解放区周边。
与蒋介石这一路高调的部署相比，卫立煌的态度却显得格外冷淡。他并不赞成大规模内战，尤其是刚刚打完对日战争，国家元气尚未恢复，再把枪口对准同胞，怎么看都不像是明智之举。听到蒋介石准备大举“剿共”的消息时，他据说曾私下惋惜地说了一句：“好不容易赢了仗，又要打。”
内战阴影压下来之后，他干脆先离开这个漩涡。抗战结束不久，卫立煌便以考察、疗养等名义出国，前往欧美各地。对外说法是身体需要休整、需要观摩西方军事发展，但真正的原因，知情人心里很清楚：他不愿卷入即将爆发的内战，也不想在国共之间站在完全对立的一边。
时间推到1946年底、1947年初，东北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起初，国民党军队凭借兵力和装备优势，占据了不少城市和交通要点，自认为已经控制了局势。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力量不断壮大，战法逐渐成熟，局部战役中国民党开始屡遭挫败，许多优势一点点被蚕食。
尤其是1946年后期，东北国民党方面的指挥出现混乱，后勤补给跟不上，部队士气逐渐下滑，对地方的统治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陈诚在东北主政期间，大规模“清剿”、征敛颇重，对地方势力压得很厉害，却没有真正稳住军心民心。表面看似军队人数仍多，实际已是外强中干。
蒋介石的焦虑来自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东北守不住，整个全国布置就要被打乱。于是他开始寻找可以“救火”的人选。环顾国民党高级将领队伍，他很清楚，能独当一面、又有对东北战场足够认识的将领并不多。想到卫立煌时，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回，蒋介石没有拖延，直接发出电报，命令卫立煌回国，出任东北“剿总”司令。电报里的措辞客气，却掩不住那种“不容推辞”的强硬意味。远在国外的卫立煌看完电文，久久没有说话。
“东北局势已到危急存亡关头，委座有令，非你不可。”身边有人劝他，“军人嘛，命令还是得服从。”卫立煌只是叹了口气：“道理谁都懂，可是这仗怎么打？”

这一声叹息，折射出的，是他心底的两层顾虑。
一、不愿卷入同胞相残的内战
如果把卫立煌的犹豫简单理解为“怕输”或者“怕担责任”，就未免看得太浅了。真正令他为难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从内心深处不愿意参与这场内战，尤其是不愿意在东北这样一个关键战场上，成为对着共产党开火的一线总指挥。
从抗战时期起，他与共产党之间就不算陌生。1938年访问延安时，他亲眼看到八路军、延安机关的工作状态，听过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统一战线的分析，也知道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发挥的作用。此后几年，他虽仍在国民党系统任职，却对共产党并没有抱着“必除之而后快”的态度。
抗日战争后期，他对国内前途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外敌将退，内乱恐起。可惜，这种担忧很快变成现实。停战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许多他熟悉的将领，一个个被投入“剿共”战场。有的人满腔热情投入，有的人心里犯嘀咕，却没有退路。
与那些主动请缨者不同，卫立煌在内战爆发前夕主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出国考察、西方游历，看似是调剂身心，实际上也是刻意拉开距离。他并不想站在直接对立面上，更不愿意在战场上与自己曾经尊重过、谈得来的对手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1947年，东北局势吃紧，蒋介石一纸调令要他回国，他心里其实已经意识到，躲是躲不过去了。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清楚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尤其在危急时期，更难以公开提出反对。但服从命令和认可战争本身，是两码事。
有资料提到，他在考虑赴任问题时，做过十分艰难的抉择。表面上看，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准备前往东北坐镇指挥；实际上，他开始秘密设法与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这种做法，在当时属于极大的政治冒险，但也恰恰说明，他在心里已经为自己找了一条底线：既无法公开拒绝命令，就只能在执行中“相机而动”。

这种“相机行事”，并不是简单的“阳奉阴违”，而是试图在既有框架下，尽可能避免战事无限升级。他希望在东北战场上，不再盲目扩大战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结束冲突创造条件。这种想法，从今天回头看，既有理性的一面，也带着他个人对战争的厌倦。
不得不说，这种复杂姿态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并不多见。很多人要么坚定执行蒋介石的“剿共”路线，要么干脆站到共产党一边，做出公开决裂。而卫立煌走的是一条风险很高的中间路：名义上受命于南京，内心却越来越倾向于与共产党保持某种默契。这也是他不愿意去东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去了，就很难再保持完全的观望状态，只能在夹缝中寻找空间。
二、不想为陈诚和蒋介石“擦鞋”
如果说不愿参与内战，是卫立煌在政治与道义层面的顾虑，那么第二个原因，则带着很强的个人情绪：他实在不想给陈诚和蒋介石收拾残局。
卫立煌被称为“常胜将军”，这一称呼并非夸张。他早年从黄埔军校教官做起，北伐、中央军重组，再到抗日战场，多次担任重要指挥职务。尤其在抗战期间，他在忻口战役、晋西北等地组织防御和反击，硬生生扛住了日军多次猛攻，在当时的正面战场指挥员里，口碑算是比较好的那一类。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国际上也算有一定声誉。战后盟军内部的一些军官，谈到中国战场上的国民党将领，往往会提到他。对一个出身并不显赫、一路打拼上来的将军来说，这样的评价自然来之不易。
然而，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格局中，能打仗并不等于能占上风。陈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陈诚深得蒋介石信任，长期负责军政要职，对军队、地方都有很大影响力。在许多战役的功劳归属上，他往往能站到“总结者”的位置，把主要成绩揽到自己名下。
卫立煌与陈诚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抗战期间，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前线作战部署由他负责，部队伤亡巨大，但战报上浓墨重彩写的，却是陈诚、甚至其他人。陈诚负责整体军政工作，卫立煌负责实战指挥，等到战果需要上报时，一些关键功劳就很容易被“归入上级统筹之功”。

这种事情多了，心里难免不平。卫立煌并不是不懂政治，但他对这种“抢功”的风气非常反感。有少数场合，他也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在蒋介石的态度面前，这些声音往往很快就被压了下去。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大多数其他将领，对卫立煌也不例外。
到了东北战场，角色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格局：陈诚先一步在东北“主持大局”，负责整体规划和决策。但他在东北的施政，从军事到政务问题重重。作战部署轻率，忽视后勤，严重低估解放军的动员和战斗能力；对地方施政则过于依赖强硬手段，征调沉重，官兵与群众关系紧张。
结果就是，东北局势越来越糟糕。城市虽在手中，却像沙子一样握不住。部队虽然人数不少，却缺乏战斗意志。等到战报一份份送到南京，蒋介石意识到问题严重，这才想到要找人来“填坑”。在他看来，卫立煌有战场经验，也有一定政治声誉，让他出任“剿总”司令，既可以稳定军心，又有可能扭转颓势。
从表面上看，这是“重用”；换个角度看，却更像是被推上前线替人收拾残局。试想一下，陈诚在东北铺陈了一套打法，结果屡屡失利，等局面一塌糊涂时，才叫卫立煌来接盘。如果卫立煌真能把战争打出些起色，那么将来在总结战功时，很有可能又会出现类似的场景：陈诚负责总体领导，卫立煌不过是执行者。
对此，卫立煌并不是没有预见。他非常清楚国民党内部“功劳怎么写”的潜规则，也清楚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要命的是，东北此时局势已经十分不利，即便他再有本事，也未必能扭转整体形势。一旦失败，责任难免全部压在“后来的总司令”身上。成功了，功劳不一定是你的；输了，锅一定要你背。这种事，换成任何一位有点骨气、有点判断力的将军，都会心里打鼓。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的用人风格，在这一时期愈发明显。出事时需要“能打的人”去救火，局面稍稳就重新把“亲信派”扶上来继续掌权。卫立煌并非看不透这一点。所谓“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用在他与陈诚之间的对比上，恐怕有几分贴切。
正因为如此，他对这次东北之行充满抗拒。这种抗拒，不只是对内战本身的厌恶，也有对陈诚、对蒋介石权术方式的不满。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一份单纯的军事职务，而是一场几乎注定难有好结果的政治冒险。

三、无可奈何的赴任与复杂的抉择
尽管有这么多顾虑，卫立煌最终还是踏上了回国的路。这一点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共同处境：既不认同全面内战，又难以公开脱身，只能在听命和保持自尊之间，寻找一条勉强能接受的缝隙。
他从国外回到国内时，东北战场的坏消息几乎没有停过。一路听着战况汇报，他心里对这场战争的胜负，已经有了大致判断。东北不是没有机会，但那个窗口期早已被国民党自己耗光了。陈诚时期的种种决策，已经让这盘棋变得极难下。
在这种背景下，他选择秘密同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表明自己不愿意做内战的急先锋，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减少损失、促成局势改变做点事情。这种做法，说到底，是他心里打的最后一张牌：既然无法公开站队，就只能用“相机行事”的方式给自己保留一点空间。
从军人的角度看，他依然坐镇东北，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从更大的历史角度看，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偏离了蒋介石所期待的那种“坚决剿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资料都提到，他在东北时期，并没有采取那种极端冒进的打法，而是更注重收缩防线、保存实力。这种风格，与当时蒋介石“急于求成”的想法，显然并不重合。
遗憾的是，当整个政权的政治路线已经走偏时，个人再怎么谨慎，也很难扭转结局。东北战场后续的走向，人们已经非常熟悉。国民党在这里的溃败，并不是某一两位将领的失误可以解释的，而是多年政治、军事、社会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卫立煌虽然身在棋盘之上，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棋局，只能被动卷入一场注定要失去主动权的战争。
从这一系列经历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不愿意去东北，背后确实有两个层层叠加的理由。一是出于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尤其是在亲眼见过共产党抗日力量之后，他已经不愿再把枪口对准这支力量；二是对国民党内部用人方式、功劳分配以及政治倾向的深刻不信任，特别是对陈诚那一派的强烈戒备。
这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对东北任命有一种说不出的排斥感。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政治结构之下，这种排斥终究只能压在心里，化作赴任路上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