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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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乡村 群山之中)
公元1728年,秋,湖南永兴县,十九都村。
四十九岁的落第秀才曾静一夜无眠。
曾静是教书先生,考了大半辈子的科举也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中过,因此这半辈子,他过的很不好。
赶上湖南连年水灾,民不聊生,洞庭湖畔的灾民是流离失所,曾静心里郁闷,他老难受了,凑巧,这段时间他看了明末清初一个思想家,叫吕留良的书,他是大为震撼,吕在书中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曾静立刻想到,满人是夷狄,怎能统治华夏?
加上那时候民间流传很多说法,说当今雍正皇帝得位不正,谋父逼母,屠戮兄弟,朝廷也是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当然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曾静道听途说,但无疑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曾静,于是曾静决定,自己要反清复明。
天蒙蒙亮,曾静把一封信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张熙,让张熙把这封信再送呈西安总督岳钟琪。
信的内容也很简单,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否定了雍正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曾静还说湖广,江西等地,都在我掌握下,自己一呼可定,现在相邀你岳钟琪跟我一起举义反清,为宋明复仇。
当年九月份,张熙把信送到了西安总督府,岳钟琪拿过来一看,吓的是冷汗直流。
信里的任何一条内容都足以诛灭他岳钟琪的九族,这胆子也太大了,岳钟琪马上就把张熙逮捕,把他严刑拷打一顿,逼问他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岳钟琪明白,眼前的张熙只是一个送信的,幕后必然另有主使。
只是,张熙骨气很硬,他咬紧牙关,不管怎么用刑,他始终一言不发,一句话也不说。
对付这类人,只能想别的办法。
岳钟琪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他亲自到牢房里去看望张熙,屏退左右,给张熙松了绑,然后故作伤感,唉声叹气,说兄弟,不瞒你说,其实我早有反意,只是不知道天下志士都在何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说完了,岳钟琪还和张熙焚香盟誓,结为了兄弟,这把张熙骗的是一愣一愣的。
张熙毕竟年轻,他一看,这岳钟琪倒是隐藏的够深,眼下又和自己如此推心置腹,张熙十分感动,如实相告,和盘托出,直接把自己的老师曾静就说了出来。
把话套出来了,岳钟琪不再耽搁,他赶紧飞马快报,将此事汇报给了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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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总督 画像)
皇帝看完这封奏折,他是既生气又委屈,皇帝是“惊讶堕泪”,在奏折中批复道:
朕览逆书,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
就是说皇帝直接都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天底下竟然有人会这么议论朕啊。
谣言,是一直存在的,多年来,缠绕在雍正身上的谣言太多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这些指控雍正其实早有耳闻,嘴长在别人身上,皇帝也管不住,皇帝就算是管住了,人家心里也会寻思,所以归根结底是管不了。
但是,雍正没想到,这些谣言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能让一个乡间的老秀才信以为真,甚至还为此要反清复明。
雍正命令,让岳钟琪把曾静送到京师来。
送来干嘛?问罪?上刑?处死?诛灭九族?
都没有,雍正不仅没有把曾静关进大牢,反而把他给安置在了一处宅邸之中,还给他提供吃的,提供穿的,那待遇老好了。
更让曾静意外的是,皇帝不仅没有凌迟他,没有诛灭他的九族,反而还要亲自审问他,只不过审问的方式比较特殊,皇帝不亲自来,而是通过大臣来递话传话。
雍正一连问了数十个问题,从华夷之辨到君臣大义,从治国理政到个人品德,反正就是针对曾静书信里所说的自己的污点一条一条的问,问这些谣言怎么来的,有什么证据,皇帝要和曾静逐条验证真伪。
皇帝一问,曾静是态度大变,说自己是弥天重犯,说自己是愚昧无知,误信谣言,转而开始歌颂雍正至纯至孝,勤政爱民。
曾静这么做,也并非只是为了活命,或者是违心的,来京师这一趟,他看到了皇帝批阅的奏折,了解到了朝廷赈灾,治理水患的政绩,负责看管他的大臣也给他看了很多的文书,那通过这些资料,曾静了解到,皇帝并不贪财,反而还用国库里的银子从四川买粮食卖给江浙的灾民,皇帝也不是滥杀大臣,皇帝处理的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
问话结束之后,雍正做了一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他把他和曾静的这一场问答,审问的记录,编成了一本书,取名叫做《大义觉迷录》。
书名就是皇帝的意图,那就是要用大道理使人从迷惑中觉醒,用大白话翻译就是,我胤禛,现在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有关于我的谣言,我全都做了注释和解释,证明了这些谣言的不合理性,都是假的。
雍正是够厉害的,他自己在书里还加了不少的东西,比如民间说他篡改遗诏等等宫廷秘闻,皇帝自问自答,全都给打假了,其中有些事情,就连曾静都不知道。
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但问题是普天之下哪儿有那么多智者呢?所以对皇帝来说,谣言不止于智者,而止于公开。
只要朕把谣言和真相都摆出来,那天下人自然明辨是非。
书编成之后,朝廷开始公开发行,发行量巨大,天下州府县,甚至很多偏远的穷乡僻壤都出现了《大义觉迷录》的身影。
皇帝还规定,本朝每个县学都必须收藏本书一本,让读书人都能读到,每月初一十五,还要组织集会,在集会上公开宣读此书,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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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 首页)
因为古代没有义务教育,识字的人并不多,皇帝这么做,是为了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到这本书的内容。
至于曾静和张熙,您说有意思不,雍正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过,反而把这两个人送回了湖南,送回去还不算,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职务——
观风整俗使。
皇帝要求两个人在衙门里当差,现身说法,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百姓宣讲《大义觉迷录》。
曾张二人算是捡了一条命,但是吕留良就糟糕了。
案发时,这位老学者已经去世四十多年,可还是被皇帝认定是罪魁祸首,开棺戮尸,书籍查封,吕留良的子孙流放宁古塔为奴,就连吕留良的门生故旧也被大量株连,可谓死走逃亡伤。
对于这个结果,雍正皇帝是相当的满意的,可以看皇帝在当时的一份奏折上的批示: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三》: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岂有尽昧天良而共被其蛊惑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览之。
皇帝相信,自己如此开诚布公,不仅能澄清谣言,还会大大的巩固自己的统治。
皇帝想的挺好,但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事与愿违。
有一些百姓读了这个书之后,的确是很受用,很感动,很动容,认为雍正这些年来真是委屈了,被谣言伤害不轻,但是更多的百姓好像并不当回事儿,或者说,他们关注的点和皇帝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看完《大义觉迷录》之后,不仅没有皇帝澄清谣言,反而根据此书编造和臆测出了更多的谣言,说雍正这个的,说雍正那个的,说什么都有,谣言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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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
而且吧,这老百姓,他们对于书里谣言的拨乱反正,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书里记载的那些宫廷秘闻,每次地方上开宣讲会,人们记住的不是雍正的辩驳,而是书里那些耸人听闻的谣言细节,比如雍正不知道用什么饮料把康熙毒死了,比如雍正把遗诏中的“十”字给改成了“于”字等等。
这实在是皇帝始料未及,本来自己是想要让谣言止于公开,结果现在变成了公开传播谣言,而且这股风气弥散开来,彻底管不住了。
数年之后,雍正驾崩,人死了,谣言不谣言的,也都是身后事看了,也就不在乎了。
死去的人不在乎了,但是活着的人,比如接班的乾隆皇帝,他还是很在乎的。
乾隆即位还不到俩月,他就下令把曾静和张熙抓住,然后处死,最后还把父亲编写的《大义觉迷录》定为禁书,全国收缴,尽数销毁。
乾隆皇帝明白,传播这本书,宣讲这本书,不仅起不到破除谣言的作用,反而是在不断的强化谣言的传播,老百姓都快把雍正篡位杀兄乱七八糟的事情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甚至都要影响到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了,那这书不禁还能成么?
更加讽刺的是,多年之后,这本先皇帝编写的《大义觉迷录》被朝廷正式列为《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和当年雍正禁掉的吕留良的书籍同在一列。
这本雍正为了觉迷而编的书,反而成了朝廷自己认定的违碍之书...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清实录》
《大义觉迷录》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三》
裴宇辰.曾静案与雍正帝心态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刘盈,孙喆.政治视角下清帝对传统“忠君”观的重释.山东社会科学,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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