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瓜，全民都在吃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公元1728年，秋，湖南永兴县，十九都村。

四十九岁的落第秀才曾静一夜无眠。

曾静是教书先生，考了大半辈子的科举也没考上，连举人都没中过，因此这半辈子，他过的很不好。

赶上湖南连年水灾，民不聊生，洞庭湖畔的灾民是流离失所，曾静心里郁闷，他老难受了，凑巧，这段时间他看了明末清初一个思想家，叫吕留良的书，他是大为震撼，吕在书中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曾静立刻想到，满人是夷狄，怎能统治华夏？

加上那时候民间流传很多说法，说当今雍正皇帝得位不正，谋父逼母，屠戮兄弟，朝廷也是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当然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曾静道听途说，但无疑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曾静，于是曾静决定，自己要反清复明。

天蒙蒙亮，曾静把一封信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张熙，让张熙把这封信再送呈西安总督岳钟琪。

信的内容也很简单，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否定了雍正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曾静还说湖广，江西等地，都在我掌握下，自己一呼可定，现在相邀你岳钟琪跟我一起举义反清，为宋明复仇。

当年九月份，张熙把信送到了西安总督府，岳钟琪拿过来一看，吓的是冷汗直流。

信里的任何一条内容都足以诛灭他岳钟琪的九族，这胆子也太大了，岳钟琪马上就把张熙逮捕，把他严刑拷打一顿，逼问他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岳钟琪明白，眼前的张熙只是一个送信的，幕后必然另有主使。

只是，张熙骨气很硬，他咬紧牙关，不管怎么用刑，他始终一言不发，一句话也不说。

对付这类人，只能想别的办法。

岳钟琪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他亲自到牢房里去看望张熙，屏退左右，给张熙松了绑，然后故作伤感，唉声叹气，说兄弟，不瞒你说，其实我早有反意，只是不知道天下志士都在何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说完了，岳钟琪还和张熙焚香盟誓，结为了兄弟，这把张熙骗的是一愣一愣的。

张熙毕竟年轻，他一看，这岳钟琪倒是隐藏的够深，眼下又和自己如此推心置腹，张熙十分感动，如实相告，和盘托出，直接把自己的老师曾静就说了出来。

把话套出来了，岳钟琪不再耽搁，他赶紧飞马快报，将此事汇报给了雍正皇帝。

皇帝看完这封奏折，他是既生气又委屈，皇帝是“惊讶堕泪”，在奏折中批复道：

朕览逆书，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

就是说皇帝直接都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天底下竟然有人会这么议论朕啊。

谣言，是一直存在的，多年来，缠绕在雍正身上的谣言太多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这些指控雍正其实早有耳闻，嘴长在别人身上，皇帝也管不住，皇帝就算是管住了，人家心里也会寻思，所以归根结底是管不了。

但是，雍正没想到，这些谣言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能让一个乡间的老秀才信以为真，甚至还为此要反清复明。

雍正命令，让岳钟琪把曾静送到京师来。

送来干嘛？问罪？上刑？处死？诛灭九族？

都没有，雍正不仅没有把曾静关进大牢，反而把他给安置在了一处宅邸之中，还给他提供吃的，提供穿的，那待遇老好了。

更让曾静意外的是，皇帝不仅没有凌迟他，没有诛灭他的九族，反而还要亲自审问他，只不过审问的方式比较特殊，皇帝不亲自来，而是通过大臣来递话传话。

雍正一连问了数十个问题，从华夷之辨到君臣大义，从治国理政到个人品德，反正就是针对曾静书信里所说的自己的污点一条一条的问，问这些谣言怎么来的，有什么证据，皇帝要和曾静逐条验证真伪。

皇帝一问，曾静是态度大变，说自己是弥天重犯，说自己是愚昧无知，误信谣言，转而开始歌颂雍正至纯至孝，勤政爱民。

曾静这么做，也并非只是为了活命，或者是违心的，来京师这一趟，他看到了皇帝批阅的奏折，了解到了朝廷赈灾，治理水患的政绩，负责看管他的大臣也给他看了很多的文书，那通过这些资料，曾静了解到，皇帝并不贪财，反而还用国库里的银子从四川买粮食卖给江浙的灾民，皇帝也不是滥杀大臣，皇帝处理的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

问话结束之后，雍正做了一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他把他和曾静的这一场问答，审问的记录，编成了一本书，取名叫做《大义觉迷录》。

书名就是皇帝的意图，那就是要用大道理使人从迷惑中觉醒，用大白话翻译就是，我胤禛，现在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有关于我的谣言，我全都做了注释和解释，证明了这些谣言的不合理性，都是假的。

雍正是够厉害的，他自己在书里还加了不少的东西，比如民间说他篡改遗诏等等宫廷秘闻，皇帝自问自答，全都给打假了，其中有些事情，就连曾静都不知道。

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但问题是普天之下哪儿有那么多智者呢？所以对皇帝来说，谣言不止于智者，而止于公开。

只要朕把谣言和真相都摆出来，那天下人自然明辨是非。

书编成之后，朝廷开始公开发行，发行量巨大，天下州府县，甚至很多偏远的穷乡僻壤都出现了《大义觉迷录》的身影。

皇帝还规定，本朝每个县学都必须收藏本书一本，让读书人都能读到，每月初一十五，还要组织集会，在集会上公开宣读此书，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古代没有义务教育，识字的人并不多，皇帝这么做，是为了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到这本书的内容。

至于曾静和张熙，您说有意思不，雍正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过，反而把这两个人送回了湖南，送回去还不算，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职务——

观风整俗使。

皇帝要求两个人在衙门里当差，现身说法，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百姓宣讲《大义觉迷录》。

曾张二人算是捡了一条命，但是吕留良就糟糕了。

案发时，这位老学者已经去世四十多年，可还是被皇帝认定是罪魁祸首，开棺戮尸，书籍查封，吕留良的子孙流放宁古塔为奴，就连吕留良的门生故旧也被大量株连，可谓死走逃亡伤。

对于这个结果，雍正皇帝是相当的满意的，可以看皇帝在当时的一份奏折上的批示：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三》：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岂有尽昧天良而共被其蛊惑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览之。

皇帝相信，自己如此开诚布公，不仅能澄清谣言，还会大大的巩固自己的统治。

皇帝想的挺好，但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事与愿违。

有一些百姓读了这个书之后，的确是很受用，很感动，很动容，认为雍正这些年来真是委屈了，被谣言伤害不轻，但是更多的百姓好像并不当回事儿，或者说，他们关注的点和皇帝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看完《大义觉迷录》之后，不仅没有皇帝澄清谣言，反而根据此书编造和臆测出了更多的谣言，说雍正这个的，说雍正那个的，说什么都有，谣言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了。

而且吧，这老百姓，他们对于书里谣言的拨乱反正，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书里记载的那些宫廷秘闻，每次地方上开宣讲会，人们记住的不是雍正的辩驳，而是书里那些耸人听闻的谣言细节，比如雍正不知道用什么饮料把康熙毒死了，比如雍正把遗诏中的“十”字给改成了“于”字等等。

这实在是皇帝始料未及，本来自己是想要让谣言止于公开，结果现在变成了公开传播谣言，而且这股风气弥散开来，彻底管不住了。

数年之后，雍正驾崩，人死了，谣言不谣言的，也都是身后事看了，也就不在乎了。

死去的人不在乎了，但是活着的人，比如接班的乾隆皇帝，他还是很在乎的。

乾隆即位还不到俩月，他就下令把曾静和张熙抓住，然后处死，最后还把父亲编写的《大义觉迷录》定为禁书，全国收缴，尽数销毁。

乾隆皇帝明白，传播这本书，宣讲这本书，不仅起不到破除谣言的作用，反而是在不断的强化谣言的传播，老百姓都快把雍正篡位杀兄乱七八糟的事情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甚至都要影响到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了，那这书不禁还能成么？

更加讽刺的是，多年之后，这本先皇帝编写的《大义觉迷录》被朝廷正式列为《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和当年雍正禁掉的吕留良的书籍同在一列。

这本雍正为了觉迷而编的书，反而成了朝廷自己认定的违碍之书...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清实录》

《大义觉迷录》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三》

裴宇辰.曾静案与雍正帝心态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刘盈,孙喆.政治视角下清帝对传统“忠君”观的重释.山东社会科学,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