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苏轼离开海南岛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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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读到侄孙苏元老寄给他的秦观所写《千秋岁·水边沙外》词和孔平仲所写《千秋岁·春风湖外》词,苏轼读完后,有感而发,写下《千秋岁·岛边天外》: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 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这是苏轼的最后一首词作,是一首豪放词。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诗文选评》中这样写道:
这是苏轼生平的最后一首词作,一首豪放词作。是对沉溺于悲哀的门下弟子的教诲,是自己一生的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是“贬谪文化”中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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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读了这首《千秋岁》才恍然大悟: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不代表苏东坡天生就是乐天派。这二者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不仅如此,这二者之间还有着显著差别。
其实从前的时候,苏轼就常说自己老了。
是的,在黄州。东坡居士就有想过要在东坡“吾老矣,寄余龄”。那时的他经历过“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幽独,经历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绝望,但是这种幽独和绝望被“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美味治愈了,被“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的平淡的喜悦抚慰了,也可以说是被“江山风月,闲者才是主人”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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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他,明明因为乌台诗案个人价值遭受到了损害,甚至一度让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可他仅仅把这缘由归结是“长恨此身非我有”的身不由己和“何时忘却营营”的追名逐利,那时的他给自己找到的超脱方法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用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来解脱士大夫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
相比黄州,海南在宋代是海角天涯的孤岛,官员贬官至此,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垂老逃荒,不复生还之望”。因为在那个年代海南还是个“瘴疠交攻”之地,当时的他与子孙以为死别,“子孙恸哭于江边”。
在给侄孙苏元老的家书中也写道: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 ——《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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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贬谪儋州的苏轼,身后早已不像当年乌台诗案时有太皇太后曹氏的庇护,也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搭救和神宗的宽宥,更没有弟弟苏辙的求情。黄庭坚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据说,章惇玩味地通过文字游戏来决定苏轼等人的贬所,子瞻的“瞻”因为和儋州的“儋”偏旁相同,所以苏轼被贬海南。雷州的“雷”则因为雨下有田,和子由的“由”相似,所以雷州成了苏辙的贬所,其他人也是如此安排。
宋哲宗元佑年间,“七年供奉殿西廊”的荣宠还历历在目,弹指之间,苏轼却要“垂老投荒”,世事果如一场大梦,在这样大的人生打击下,明明已感北归无望的他,竟然还有心情安慰苏辙“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不得不佩服,面对人生的挫折和起落,苏轼总能做到在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同时,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愿意在黄连般苦味的生活当中,嚼出甜味来。但这一点,却需要在苦难的磋磨中淬炼出极大的韧性,是极其不容易的。
身在这天外海岛,苏轼却说自己“未老”,只是因为政治上政见的不和,退居到这里。苏轼何以有如此意志?
可令人动容的原因是,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的低谷,十几载的贬谪生涯中,已然淬炼出一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人格和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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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骨,让苏轼即便一片丹心破碎、珠泪如珠溅落,也未曾失去一个士大夫的威严仪态;行走之时,腰间的青色玉佩泠泠作响,金色的腰带色泽浓艳,即使颠沛流离,漂泊不定,那份气度始终未减。
不过是再一次将地狱变成天堂,再一次把他乡当作故乡,面对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考验,尽管,这次处境恶劣得多,苏轼却早已轻车熟路。
他依稀记得,那个“山头斜照却相迎”的傍晚,那时,他已经做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准备,现在,苏轼又一次站在了斜阳里,海南离京城万里之遥又怎么样,他依然迎着阳光,远远凝望着京城的所在。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变动,因为,苏轼从始至终都没有忘记儒家的思想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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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楚,自己大概率很难再有回到京城的机会了,虽然被认为罪大难容,虽然君主的惩罚很重,但是东坡依然保持着臣子的节操。即使他对京城依然眷恋,依然崇奉着君主的“君命”和臣子的“臣节”,依然期待着君主赦免的“君恩”,但是苏轼并不想改变自己一贯的见解。那主张不被采纳怎么办呢?
“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东坡给自己找到了一条路,他要做孔子,学习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精神,意思是假如君主可以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遇臣子, 那么臣子就会报之以忠。不然,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苏轼虽然不会去抗争,他依然会守住一个臣子的本分,但是会以退为进。
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苏轼从前每当与大臣政见不合的时候,都想要外放做官,身经“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漂泊,饱尝“人生底事,来往如梭”的艰辛,也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为东坡至少,可以为百姓做实事。守住了一个臣子的底线和本分。
但是苏轼经历了三十多年仕宦风雨,宦海沉浮中对君臣观有了新的理解,他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升华。他不想像从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般独善其身,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了。他不认同陶渊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思想,他说:
君为社稷死,我则从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和陶咏三良》
真正的超然,或许不是寄情山水的怡然自得,而是在困顿之中,依然坚守臣子节操,同时又拥有士大夫的独立人格。
东坡做到了,王水照先生说:这代表了封建文人士大夫人生思考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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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苏轼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没有完全泯灭。他依然要做孔子,有教无类,在海南三年,开化文明和文化风气,教导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是的,苏轼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造福一方。幸运的是,苏轼活着离开了海南岛,他等来了自己的“云散月明”,遗憾的是,“白头萧散满霜风”的他,终究还是在北归途中病逝常州……
好吧,乐观的性格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经过苦难的淬炼而成。
参考文献:
[1]费勇:《作个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
[2]庆振轩:《苏轼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3]王水照:《苏轼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
[4]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5]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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