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最后一首词，于悲怆豪迈中写出士大夫人生思考的最高境界

大约公元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苏轼离开海南岛前夕。

一天，他读到侄孙苏元老寄给他的秦观所写《千秋岁·水边沙外》词和孔平仲所写《千秋岁·春风湖外》词，苏轼读完后，有感而发，写下《千秋岁·岛边天外》：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 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这是苏轼的最后一首词作，是一首豪放词。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诗文选评》中这样写道：

这是苏轼生平的最后一首词作，一首豪放词作。是对沉溺于悲哀的门下弟子的教诲，是自己一生的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是“贬谪文化”中的最强音。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读了这首《千秋岁》才恍然大悟：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不代表苏东坡天生就是乐天派。这二者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不仅如此，这二者之间还有着显著差别。

其实从前的时候，苏轼就常说自己老了。

是的，在黄州。东坡居士就有想过要在东坡“吾老矣，寄余龄”。那时的他经历过“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幽独，经历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绝望，但是这种幽独和绝望被“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美味治愈了，被“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的平淡的喜悦抚慰了，也可以说是被“江山风月，闲者才是主人”治愈了。

那时的他，明明因为乌台诗案个人价值遭受到了损害，甚至一度让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可他仅仅把这缘由归结是“长恨此身非我有”的身不由己和“何时忘却营营”的追名逐利，那时的他给自己找到的超脱方法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用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来解脱士大夫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

相比黄州，海南在宋代是海角天涯的孤岛，官员贬官至此，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垂老逃荒，不复生还之望”。因为在那个年代海南还是个“瘴疠交攻”之地，当时的他与子孙以为死别，“子孙恸哭于江边”。

在给侄孙苏元老的家书中也写道：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循、惠不得书久矣。……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 ——《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二》

时过境迁，贬谪儋州的苏轼，身后早已不像当年乌台诗案时有太皇太后曹氏的庇护，也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搭救和神宗的宽宥，更没有弟弟苏辙的求情。黄庭坚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据说，章惇玩味地通过文字游戏来决定苏轼等人的贬所，子瞻的“瞻”因为和儋州的“儋”偏旁相同，所以苏轼被贬海南。雷州的“雷”则因为雨下有田，和子由的“由”相似，所以雷州成了苏辙的贬所，其他人也是如此安排。

宋哲宗元佑年间，“七年供奉殿西廊”的荣宠还历历在目，弹指之间，苏轼却要“垂老投荒”，世事果如一场大梦，在这样大的人生打击下，明明已感北归无望的他，竟然还有心情安慰苏辙“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不得不佩服，面对人生的挫折和起落，苏轼总能做到在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同时，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愿意在黄连般苦味的生活当中，嚼出甜味来。但这一点，却需要在苦难的磋磨中淬炼出极大的韧性，是极其不容易的。

身在这天外海岛，苏轼却说自己“未老”，只是因为政治上政见的不和，退居到这里。苏轼何以有如此意志？

可令人动容的原因是，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的低谷，十几载的贬谪生涯中，已然淬炼出一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人格和风骨。

这种风骨，让苏轼即便一片丹心破碎、珠泪如珠溅落，也未曾失去一个士大夫的威严仪态；行走之时，腰间的青色玉佩泠泠作响，金色的腰带色泽浓艳，即使颠沛流离，漂泊不定，那份气度始终未减。

不过是再一次将地狱变成天堂，再一次把他乡当作故乡，面对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考验，尽管，这次处境恶劣得多，苏轼却早已轻车熟路。

他依稀记得，那个“山头斜照却相迎”的傍晚，那时，他已经做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准备，现在，苏轼又一次站在了斜阳里，海南离京城万里之遥又怎么样，他依然迎着阳光，远远凝望着京城的所在。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变动，因为，苏轼从始至终都没有忘记儒家的思想操守。

他清楚，自己大概率很难再有回到京城的机会了，虽然被认为罪大难容，虽然君主的惩罚很重，但是东坡依然保持着臣子的节操。即使他对京城依然眷恋，依然崇奉着君主的“君命”和臣子的“臣节”，依然期待着君主赦免的“君恩”，但是苏轼并不想改变自己一贯的见解。那主张不被采纳怎么办呢？

“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东坡给自己找到了一条路，他要做孔子，学习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精神，意思是假如君主可以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遇臣子， 那么臣子就会报之以忠。不然，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苏轼虽然不会去抗争，他依然会守住一个臣子的本分，但是会以退为进。

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苏轼从前每当与大臣政见不合的时候，都想要外放做官，身经“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漂泊，饱尝“人生底事，来往如梭”的艰辛，也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为东坡至少，可以为百姓做实事。守住了一个臣子的底线和本分。

但是苏轼经历了三十多年仕宦风雨，宦海沉浮中对君臣观有了新的理解，他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升华。他不想像从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般独善其身，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了。他不认同陶渊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思想，他说：

君为社稷死，我则从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和陶咏三良》

真正的超然，或许不是寄情山水的怡然自得,而是在困顿之中,依然坚守臣子节操，同时又拥有士大夫的独立人格。

东坡做到了，王水照先生说：这代表了封建文人士大夫人生思考的最高境界。

对的，苏轼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没有完全泯灭。他依然要做孔子，有教无类，在海南三年，开化文明和文化风气，教导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是的，苏轼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造福一方。幸运的是，苏轼活着离开了海南岛，他等来了自己的“云散月明”，遗憾的是，“白头萧散满霜风”的他，终究还是在北归途中病逝常州……

好吧，乐观的性格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经过苦难的淬炼而成。

参考文献：

[1]费勇：《作个闲人：苏东坡的治愈主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

[2]庆振轩：《苏轼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3]王水照：《苏轼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

[4]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5]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