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30日清早,春雾弥漫的瞿塘峡口,江水卷着白浪扑向“江峡”号的船舷。
风有点烈,毛泽东裹紧风衣站在甲板最前端,目光顺着激流望去。
他侧身对随行的李银桥说了一句俏皮话:“要是我现在跃下江去,顺水漂到武汉,不到天黑就能开会,你说行不行?”
“主席,这话要是传到罗部长那儿,准把他吓疯。”李银桥半真半玩笑,声音压得很低。
甲板上响起几声大笑,浪声瞬间把笑意卷散。
船行江上,只是故事的高潮。一个星期前,毛泽东还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3月4日至25日,会议密集到连夜灯火通明,他却保持着日均四五小时睡眠的节奏。
白天讨论“大跃进”思路,夜里批阅文件,间隙里硬挤出时间跑田野、进车间。
工作人员总说他像上满弦的发条,停不下来。
可他自己清楚,实地看一看,比听再多汇报靠谱。
16日下午六点左右,郫县红光农业社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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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的川西坝子泥泞,毛泽东抄小路,一脚泥一脚水,几分钟工夫就钻进林赛华家的院坝。
热情、随意、带着一点顽皮,这是在会议室里看不到的样子。
他最关心一句话:粮够不够?
老农妇揉着红肿的眼睛直点头:“够吃!”
短短十来分钟,贫农、口粮、除“四害”都聊遍。
临走时他指着堂屋里的橘树苗说:“把这一片种出果林来,有甜头。”
干部们连连应声,可谁都记住了那句“吃饱”——这是1958年春天最硬的指标。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还想进城看看文殊院。
保卫部门层层递条子,理由只有一个:人多不好控。
他摆摆手没作声。
第二天一场春雨落下,街巷清冷,他抓住时机,带杨尚昆、罗瑞卿、李银桥几个人冲向杜甫草堂。
雨线细密,竹影摇晃,他朗声背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又自嘲一句:“别光念诗,还得盖房。”
杨尚昆笑道:“成都盖房不难,难在干劲。”
一句闲话,提醒了随行者:政策落地,最怕情绪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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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的都江堰,阳光刺眼。
毛泽东一行沿离堆古道向前。
“岁修用多少民工?”他问。
“约一百万。”
“既然是工,就得给工钱。还要想法子上机器。”
听来简单,落到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耳里,却是硬指标。
午饭在县城小馆子解决,主菜豆花、回锅肉。
他抽出一包烟请众人,顺口问:“龙门阵是个啥意思?”
几个县干部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活泛,气氛顿时松快。
饭后他把厨师叫来,握手,说声“手艺好”,那厨师一辈子都不忘。
3月26日离川,29日登船重庆朝东。
“江峡”号顺流,途经万县短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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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胖的燕汉民一上船,先献空气电池灯,又递果酱罐头。
毛泽东摆手:“礼不要。”
随行人员提示:试用新产品算例外。
他笑了,打开果酱分给众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随后送出一本诗词选,“三峡诗三十余首,你们慢慢看。”
交谈间,他提醒燕汉民:“两岸光秃,得发动群众多种树。”
一句话刺中地方干部心中那根弦,比任何官式训话都实在。
回到瞿塘峡。崖壁如削,江水如刀。
毛泽东望着奔流,忽然感慨:“如果把这股水北送,该多好。”
杨尚昆点头,却没接口。
长江调水,在那一年只是脑中的设想。
片刻后,他又打趣要下水畅游。
李银桥的那句“罗部长要吓疯”便顺势冒了出来。
简短逗笑,折射的却是领导人与警卫间彼此了解的默契。
安全无小事,船头风有点大,李银桥依旧寸步不离。
行至宜昌水阔处,汽笛长鸣。
毛泽东改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最后一句落在“汽笛一鸣到公安”。
同行者会意,诗里把时代与速度写进去了。
晚饭后,他走到轮机舱,同船员聊天:“对事物陌生就怕,熟悉就不怕。掌握规律,才能驾驭。”
一句大白话,道尽治水、治国的思路。
4月1日,客轮靠汉口码头。
短暂的“三峡散心”结束,他立即进入下一轮调研。
李银桥后来回忆,那趟船上聊天最多的主题其实是“人心和劲头”。
毛泽东认为,风景固然壮阔,真正推着江水向前的,是千千万万劳动者。
他在瞿塘峡口那句俏皮话,看似随意,骨子里还是对安全与使命的自信。
而罗瑞卿并没有被吓疯——保卫系统更严了,人们也更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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