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清火器史学者郑诚？

请问一下，他的整体水平如何？立场如何？

郑老师的《明清火器史丛考》一书，当之无愧是火器知识宝典，遇到不懂的明清火器问题，翻一翻此书大概率会有收获。

我是比较爱惜好书的，一般来讲几年内书壳不会受损，但是此书还是被我翻烂了：

第一章一共写了8页，里面大部分知识点也是黄一农院士提过的内容，简要阐述一下明清两朝火器发展与衰落的过程，也方便读者后续理解。

第一章看似大部分是复读，实际也告诉了读者本书的大体研究方向，也就是怎么都脱离不了的中外交流。

14世纪后期，明军装备了大量的金属火器。15世纪初，明朝传统火器达到技术高峰。从1420到1520年开始，明朝火器发展近乎停滞，火药技术倒是流入了朝鲜，也让朝鲜火器大幅进步。到了16世纪前叶，欧洲火器经过海陆传入东亚，明朝东南沿海以及北部边疆地区，发生一系列军事冲突，也推动了欧式火器在明朝本土的引进与本土化，明朝人也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虎墩炮与叶公炮等火器产物，缴获了少量的欧式前装炮，当时称为发熕，到了16世纪后期，明朝常规发熕的欧洲特征已经不明显，进行本土化改造后，一般重量不超过500斤，整体上属于轻型火炮。在火枪方面，也掌握了制造技术，让鸟铳在东南沿海明军中推广，并且也引进了土耳其等地的火绳枪。

来到了明末清初之际，西洋大炮流入中华，红夷大炮在守城战和攻城战中的威力特别明显。

（ps：顺带提一嘴，红夷是特指荷兰，泛指英国，别弄出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笑话了，郑诚老师也在第六页简单提了）。

黄一农院士也有提及：

对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传华的火炮，明人常依其原制造地命名：如称后膛装填者为佛郎机铳（源自葡萄牙）；而对前膛装填者，则分别称作吕宋炮（西班牙）、 红夷炮（荷兰或英国）或西洋炮（葡萄牙）。

无奈，由于吴桥兵变等多方面原因，明末西洋大炮这些守城利器，沦为清军的攻城武器，清军本就有骑兵上的大优势，给了他们西洋重炮，无疑也是大幅度提高了清军的攻坚能力。

而清朝前期火炮技术接近欧洲水平，在17世纪末左右达到巅峰，火绳枪逐渐在18世纪替代了火门枪，可之后停滞了一百多年。

清朝的炮兵实力，经 明清战争、 三藩之乱，至17世纪末的 准噶尔之战达到顶峰。此后一百余年，火器技术长期停滞。18世纪，除了少数官书，几乎没有涉及火器技术的中文著作问世。19世纪前叶的清朝军队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同时装备 弓箭、刀枪与火绳枪、红衣大炮。19世纪中后期，经过两次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清末最终转向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 化学工业的发展，古老的黑火药逐渐为各类无烟火药取代，不再作为主要发射药与炸药，主导军事领域。

清政府中后期最大的问题，也是缺少火器理论研究。

第二章《火龙经》源流考，主要是学术纠错和颠覆传统认知。

日本学者马成甫《火砲の起源とその伝流》和英国学者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都认可永乐十年 (1412) 焦玉自序，使得《火龙经》往往被视为明初著作。

而郑诚老师考证出它实际成书于嘉靖后期到万历末年，还指出书中很多火器是臆想的，纠正了李约瑟等学者的误解，填补了火器文献研究的空白。

前文我也说了，到了清朝道光时期，由于清政府中后期最大的问题，也是缺少火器理论研究，才会在战争压力下，把几百年前的《火龙经》当救命稻草。

道光就算不病急乱投医，也没一点希望了。

第三章火药匠与爆炸弹，这章是个微观视角，以往研究多关注官员和军队，这一章专门挖掘了火药匠，比如萧芝田的事迹，也纠正了嘉靖四年制造毒火飞炮的误解。

最后，还反思技术停滞的深层原因。

通过爆炸弹技术长期没有突破，从明朝到清初的环境，引信、材质这些东西没本质进步。

第四章《发煩考——西洋大炮前史》，我以前下载过论文：

一开始是全方位考证发煩的来龙去脉，甚至对比了明清间发熕炮的参数：

有微观数据支撑，可信度极高。

最后是展现本土化的复杂过程，不是简单复制欧洲火炮，而是结合中国实战改造。

到了第五章就有点武断了：

“均有欧洲技术直接或间接之影响”这话并不一定不正确，只是郑老师并没有证据佐证。

不过整体来讲无伤大雅，郑老师不仅讲了熟铁的精炼工艺，想原料比例、冶炼步骤这些，也还有火炮制造流程，还引用了大量实物数据（现存叶公炮的口径、长度、铭文）、实战案例（壬辰战争平壤之战、昌黎守城战）。

甚至有生产成本、物料清单，都一应俱全。

让技术史研究有血有肉，不是单纯的工艺描述，而是和战争结合。

多的我就不说了，郑老师的书还是得自己去品才有味道，尤其是后面引用了《保民四事书》研究明代火器，角度非常独特，史料储备量也过硬。

去北大才能能到的钟方《炮图集》，郑老师也亲自抄写了其中的目录和第五卷的内容。

可以说，整本书涵盖了火器从本土演变到吸收外来技术的过程，非常值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