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亿美元一架仍难产，美六代机陷技术死局，暴露美军工致命短板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称，如果美国空军F-47第六代战机项目进展未能达到其预期，不排除对其进行更名。此番表态并非特朗普首次就美军高端装备项目发表具有个人色彩的言论，但再次将外界的注意力，聚焦于美国六代机项目及其背后复杂的军工产业生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2026年瑞士达沃斯论坛

F-47项目面临的核心挑战

据美国军事专业媒体“战区”报道，F-47项目作为美国维持下一代空中优势的关键举措，自概念阶段即承担着维系全球技术代差的战略压力。然而，该项目推进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出美国在保持绝对技术领先过程中遭遇的瓶颈。

F-47战斗机渲染图

F-47项目的首要矛盾在于技术复杂与不断上涨的成本。第六代战机被设定为集高端隐身、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多源传感器融合及定向能武器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各子系统模块的成熟与集成均需要巨额投入与时间，导致研发费用持续攀升，最主要核心的有人战斗机项目成本预计飙升至3亿美元以上，引发美国政府对项目采购规模的担忧。事实上，成本控制已成为美国新一代主战装备研发的长期难题。

美军主要的战斗机型号

其次，技术路径存在显著不确定性。相较于五代机确立的“4S”标准，目前六代机的具体技术指标与作战概念仍在多轮论证与迭代中。

有分析认为，无论是侧重穿透性制空，还是作为无人机集群的指挥中枢，追求全域感知，抑或极致加强隐身性能，以现有技术很难实现在单一平台全向集成上述能力，因此六代机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技术方案的取舍。从最初的NGAD方案被叫停，再到如今F-47面临的成本超支，项目指标与设计反复调整，进而拖累整体进度。

此外，美国六代机项目管理与各军种需求之间的协调亦显不足。美国空军期望F-47尽快形成战斗力以应对所谓“高端威胁”，而美国空军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却迟迟难以推进。技术的高难度与快速迭代的理念使项目原定时间表不断变更。

研发进度落后于计划、测试节点推迟已成为常见现象，这也成为特朗普此次公开对F-47表达不满的直接原因，也暴露了在美国现行国防采办体系下，前瞻性技术研发与紧迫作战需求之间的矛盾。

准备交付的F-35战斗机

特朗普政府与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矛盾

特朗普对F-47项目进展的公开表态，超越了对单一装备的关注，实质上反映了其政府与美国传统国防工业巨头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该矛盾体现在如下层面：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对传统主承包商施加压力。在美国军工市场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技术公司等企业长期占据国防订单主体，形成稳定的利益结构。

特朗普政府批评上述企业的高管薪酬过高、股东回报丰厚。而与此同时，由它们主导的F-35、哥伦比亚级核潜艇、B-21轰炸机、“哨兵”洲际弹道导弹及F-47等关键项目却屡屡出现成本超支与进度延误。

据路透社1月初报道，特朗普通过威胁限制股票回购、高管分红、推动合同支付方式改革等方式，意图促使美国传统承包商提升效率、控制成本，并将项目延误责任部分向工业界转嫁。

安杜里尔公司的小型无人机

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展现出扶持新兴防务企业的明确倾向。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帕兰蒂尔（Palantir）、安杜里尔（Anduril）等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企业，凭借其创新技术路径、灵活商业模式与较低成本结构，正逐步深入传统由五大防务公司主导的领域。

特朗普与相关企业高层的密切互动，并给这些企业在国家安全发射、数据服务等方面开通绿灯，标志着新的技术与资本力量在华盛顿影响力上升。

F-47项目虽目前仍由传统航空巨头竞标，但其所需的颠覆性技术，如人工智能、高速数据链、低成本可消耗无人机等，正好是新兴公司的优势领域。特朗普政府有意借此引入竞争，打破传统格局，并构建与新兴资本阵营的政治协作。特别是在F-47项目配套的无人僚机领域，安杜里尔公司凭借其在人工领域的积累，推出的YFQ-44A无人机正与通用原子、诺斯罗普·格鲁曼等传统军工企业展开竞争。

因此，以F-47为核心的六代新项目反映出美国内部不同资本与技术路线之间的竞争。传统航空巨头依托深厚工程积累、庞大供应链与政治游说能力，而新兴独角兽企业则代表敏捷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潜力。

双方之间的竞争结果，是观察美国未来军工与科技发展的一个极佳的切入点。而特朗普对F-47进展的不满与更名表态，可以看作既是对传统体系效率的警示敲打，也可能是在为与其关系亲密的新兴力量进入核心项目营造政策与舆论环境。

波音工厂飞机生产线

战略考量超越装备本身

纵观特朗普的国防工业政策，其核心关注点并不在装备性能领域，而是涉及更宏观的经济产业政策。F-47项目产生的一系列波折也需在此框架下得以审视。

自特朗普首届任期开始，推动“制造业回流”与“重振美国工业”就是其主要的政治纲领。特朗普高度关注F-47的研发与生产，甚至将这款先进装备的命名与自身总统任期挂钩，是因为他将F-47视为重要产业政策工具。无独有偶，特朗普在2025年12月高调介入新型军舰命名与设计审查，推出所谓的“特朗普”级战列舰也基于同样的目的。

而在国外社交平台传闻中，特朗普之所以倾向于将F-47项目授予波音，其考量之一在于维护波音作为美国传统工业标志的地位。波音自2018年以来经历多次商业挫折，其防务板块成为关键支撑。将六代机项目赋予波音，不仅关乎其尖端航空竞争力，也被赋予维系产业链就业与特定州选情的政治意义。在此背景下，装备性能与项目进展常让位于更广泛的产业与就业目标。

等待发射的“猎鹰”火箭

此外，特朗普政府与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力量合作，意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与选民基础。支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企业，不仅旨在降低发射成本或获取技术，也意图将这些企业在太空探索、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发展塑造为美国新的制造业与高科技就业增长点。

特朗普政府希望将这些案例与自身政策挂钩，证明“美国优先”国策可以通过激励新兴科技企业与创新实现。此类合作具有明确政治意图，旨在构建超越传统军工复合体的新兴产业联盟。

但是，在美国面临去工业化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仅依靠个别高端装备项目或少数科技企业，能否真正实现制造业重振与广泛就业增长，仍存疑问。高端装备制造业自动化程度高，就业拉动效应仅集中在少数高新科技人才，对普通民众的就业支持有限，且长期依赖政府订单具有不可持续性。

此外，发展新兴科技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与传统制造业流失的岗位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将国家高端武器装备研发与短期产业政策及政治目标深度捆绑，可能进一步扭曲研发重点，加剧项目管理风险，从长远看未必有利于美军技术优势的持续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