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几年大米能要了命吗？”贺龙率部强攻秦岭天险，智取20万守军

一九四九年秋天，十八兵团各部队在山西临汾召开动员会。当时会场气氛比较沉闷。台下坐的战士很多是山西、陕西人，上级传来新任务，要求部队越过秦岭，向四川进军。战士们不怕打仗，但心里有些顾虑。他们议论的不仅是秦岭天险和胡宗南的二十万军队，还有一件听起来很小的事——听说四川那边，每天都吃米饭。

这些吃惯面条和馍馍的北方战士心里没底：吃米饭能吃饱吗？他们不太习惯。

兵团司令员贺龙这时走到台前。他是湖南人，看着台下这些跟着自己多年的老兵，提高嗓门说：“我们在晋绥打仗时，黑豆吃了整整八年！现在让你们去西南吃几年大米，这有什么不行？”

战士们的担心是真实的，但贺龙为这次南下所做的准备，其实早就开始了。

当年五月，中央军委部署向全国进军时，就把经营川北的任务交给了贺龙。七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贺龙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人还在西安，他的心早已飞向四川的山山水水。

贺龙随后请示中央，从西北调来六千多名有经验的军政干部，集中在临汾办学习班。这些人将成为未来在新解放区建政的骨干。贺龙又找来很多四川籍的干部战士，派他们秘密返回家乡。让他们侦察敌军布防、查看道路桥梁情况，还要了解当地气候、物产，甚至方言俗语。贺龙要让部队在进入四川之前，心里先有一张活地图。

他还和副司令员王新亭、周士第等人整天研究地图。秦岭怎么过？巴山怎么走？南方多雨多雾，枪炮和通讯设备会不会受影响？这些都要让北方来的部队提前学习和适应。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秦岭北麓响起激烈枪炮声。贺龙命令十八兵团第六十军沿川陕公路向国民党军阵地发动猛攻。

攻势看起来很猛烈。胡宗南指挥部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就在这里，是要从北面打开入川通道。胡宗南急忙调兵，把多个师的预备队投入秦岭，连成都的宪兵都被调去修工事。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这样认为，下令必须死守秦岭。

但一切这正符合贺龙的意图。他给前线部队的命令是进攻要猛，但不必硬拼到底。目标不是夺取阵地，而是要像磁铁一样吸住胡宗南的主力，让他们相信解放军非从这里进攻不可。

几乎同一时间，为配合主力行动，解放军第十九军在陕南向安康守敌发起猛攻，战斗十分激烈。南北两线都打得热闹，蒋介石和胡宗南对自己的判断更深信不疑。他们没有想到，这震天的炮声只是一场大戏的序幕。真正的致命一击，正从南方悄悄袭来。

秦岭炮声还没有停歇，南部长长的战线上，总攻真正开始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在湖南和贵州交界约五百里的战线上，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然全线进攻。这一击又猛又快，国民党军在贵州原本薄弱的防线瞬间被突破。

随后二野五兵团直插贵州，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第三兵团等部则快速包抄川东。到十一月三十日，西南重镇重庆得到解放。

这一连串沉重打击让蒋介石终于明白过来。他这才看清对手是制定了一个大包围计划：北线贺龙的猛烈进攻是“佯攻”，南线刘邓的大规模穿插才是真正的“主攻”，目的是切断国民党军所有逃往云南、西康的退路。

蒋介石急忙飞往成都，命令胡宗南马上放弃秦岭、大巴山防线，把所有部队向成都地区收缩，准备最后决战。那道被胡宗南看作天险、重兵把守的秦岭防线，在战略上瞬间失去了意义。

胡宗南部刚开始后撤，秦岭的枪炮声就停了下来。贺龙立刻命令十八兵团：追击！紧紧咬住敌人，不能让他们跑掉！

但这条追击路，比攻打山头更难走。胡宗南为逃命用尽手段。从秦岭到剑门关，沿途三十多座桥梁被炸毁，主要道路上埋设了大量地雷。最危险的一段在剑门关，守军撤退时用炸药炸毁了悬崖边的古栈道。百丈悬崖，道路瞬间消失。

北方战士们看着光秃秃的悬崖发了愁。没有机械，工具也少。大家就从附近山上砍来树木，做成木板和木桩。力气大的战士扛木料上悬崖，手艺好的工兵腰上系着绳子，悬在绝壁上打桩。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整整三天三夜，一段新的栈道终于架成。大队人马和驮运物资的骡马，就踩着这吱呀作响的木路，一步一步越过了天险。

当十八兵团战士还在栈道上艰难前行时，四川和西康的形势已发生决定性变化。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成都城内的国民党官员乱成一团。前一天，云南卢汉在昆明起义。这一天，西康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成都北面的彭县通电起义。

这个消息像一声惊雷。刘文辉和邓锡侯的部队原本防守成都西、北两面，他们一倒戈，成都外围大门顿时敞开。还在城里部署防御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十二月十日下午，他乘飞机经过广州飞往台北，把残局完全丢给胡宗南。

贺龙的前线指挥部很快收到消息：胡宗南已丧失斗志，正安排逃跑，同时命令部队向西康深山撤退。贺龙马上命令全军：轻装，日夜兼程，决不能让敌人溃散，更不能让他们钻进西康深山！

最后的赛跑开始了。战士们放下暂时不用的背包和厚被，只带武器和干粮，开始日夜不停的急行军。先头部队十二月中旬还在广元、剑阁一带，到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已逼近成都北郊。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用我们的双腿，跑过敌人的车轮，把他们牢牢围在成都盆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北两路大军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成都国民党残余部队停止抵抗。这一天，成为成都解放日。

三天后，十二月三十日，成都举行热烈的入城式。贺龙率领十八兵团部分队伍从北门进入成都。街道两旁站满老百姓，很多人端出热茶、醪糟蛋塞到战士手里。锣鼓声、鞭炮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久久不息。

部队在城里住下后，贺龙专门交代后勤部门：想办法给同志们做一顿米饭。那时粮食供应还紧张，但管理人员尽力调来一批大米。炊事班支起大锅，蒸出一笼笼白米饭。米饭的蒸气带着特有的香味，飘散在整个营区。

当初在临汾担心“大米不顶饿”的山西、陕西兵们，现在捧起了粗瓷大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白米饭。他们蹲在墙角，坐在台阶上，大口吃起来。吃着吃着，有人笑出声来。这米饭，嚼着是甜的，吃完肚子里实实在在的。

历史在这一刻翻过厚重的一页。从怕吃大米到接受大米，北方战士们走过的不仅是两千多里征战路，一碗米饭，见证了征途的结束，也尝到了新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