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金融思维称霸海上，保险公司练习生的“船王”进阶之路

文│崇闻

包玉刚

1991年9月23日，被誉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在香港浅水湾家中逝世，享年73岁。他的一生，跨越战争与和平，历经金融与航运，最终在商业浪潮中铸就一段传奇。

包玉刚的商业生涯始于金融保险领域。1937年，他自初中毕业后进入武汉英商安利洋行保险部担任练习生，白天工作，夜晚读夜校，勤奋积累专业知识。次年武汉沦陷前，他转赴上海“孤岛”，进入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迅速成为骨干。1939年被调往昆明，1942年晋升为衡阳保险部主任，随后转任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时年仅24岁。

在衡阳期间，一次偶然的看戏经历，让包玉刚结识了重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两人因同说宁波方言而倍感亲切，深谈之下竟发现彼此是亲戚——包玉刚的岳母与卢绪章的母亲是亲姐妹。自此，卢绪章每次到衡阳都会探望这位表妹夫。抗战时期，卢绪章负责转运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延安的资金，包玉刚后来调任重庆工矿银行副行长，也成为其中一条重要渠道，默默为抗战贡献力量。

上海市银行业务凭证

抗战胜利后，包玉刚受命前往上海，接管原日本帝国银行所在大楼，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上海市银行。他先后担任营业部主任、副总经理，并在市区广设办事处，推动银行业务拓展。然而在解放前夕的动荡岁月里，上海市银行总经理更迭频繁，实际业务多由包玉刚主持。尽管他努力经营，使银行渐具声誉，但受内战与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在重庆时期形成的许多经营构想难以实施。

1949年春，包玉刚转赴香港，利用自由港的便利条件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为内地进口西药、钢材、棉花等紧缺物资。在新中国首次发行公债时，他即在港认购十万港元，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建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球能源格局变化，石油日渐成为紧俏商品，航运业随之迎来黄金时期。包玉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

1955年，他倾尽家财，以20万英镑购入一艘已有28年船龄的燃煤旧货轮，并长期租予日本山下汽船公司。1956年，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随后爆发战争，运河通行中断，船只大多被迫绕行好望角。市场普遍缩短租期、抬高租金，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采取“长租低租”策略。运河通航恢复后，许多船东陷入无货可运的困境，包玉刚的船队却因合约稳定而持续盈利。借此势头，他说服汇丰银行信贷主管桑达士，以日本银行开出的信用状（证）为抵押，贷款购置新万吨油轮，开创了“借钱买船、滚动发展”的扩张模式。

包玉刚和员工在香港海港城码头

1961年至1968年间，包玉刚的船队迅速扩张至50艘，总排水量350万吨，价值约3亿美元。到1981年，他旗下已拥有210艘船舶，总载重量达2100万吨，规模超越美苏两国国家船队的总和，稳居世界航运业之首，“世界船王”之名实至名归。

七十年代末，石油危机重创全球航运，行业陷入长期低迷。包玉刚果断调整战略，逐步出售旧船、收缩船队规模，并将事业重心从海上转向陆地。1980年，他抓住时机，与英资怡和集团展开对九龙仓控股权的激烈争夺。当年6月，怡和旗下置地公司趁包玉刚外访之际，宣布以每股100港元增持九龙仓股票。包玉刚闻讯立即取消与墨西哥总统的会面，返港部署反击。他连夜调集21亿港元资金，以每股105港元的价格发起收购，最终将持股比例提升至49%，成功控股九龙仓。这一决策起初备受争议，但随后九龙仓在1978至1983年间实现利润4.248亿港元，并逐步发展成为涵盖酒店、公交、码头及多家联营与附属公司的综合企业，证明其远见。

包玉刚与撒切尔夫人

1985年2月，新加坡财团邱德拔宣布收购英资商行会德丰。会德丰由英国人乔治·马登1925年创立于上海，1946年迁至香港，实力与和记黄埔、怡和等齐名。两天后，包玉刚宣布九龙仓加入竞购，报价高于邱德拔10%，同时以现金收购持有会德丰6.8%股权的联合企业，进一步巩固优势。同年3月15日，九龙仓已掌握会德丰超过50%投票权，邱德拔最终放弃收购，并将所持25%股权售予九龙仓。包玉刚顺利入主会德丰，实现了从“海上王国”到“陆地帝国”的战略转型。

包玉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金融杠杆的娴熟运用。早年银行家的经历，使他深谙信贷与风险平衡之道。当初香港银行普遍拒绝高风险船舶贷款，正是他以信用证为抵押，叩开汇丰银行的大门，从而获得持续资金支持，逐步建立航运帝国。可以说，是一位银行家的思维，铺就了一位世界船王的崛起之路。

他的一生，是近代中国商人跨域经营、顺势而为的缩影——从上海银行的务实耕耘，到香港航运的大胆设想，再到地产与综合业务的稳健拓展，包玉刚始终以清晰的战略、灵活的财务手法和坚定的执行力，在变幻的国际商业环境中把握方向，终成一代商业巨擘。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