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不顾母亲反对，从粮店辞职去电厂上班，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1985年的夏天格外闷热，粮店的木质柜台被太阳晒得发烫，我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又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核算粮票。

这是我在粮店工作的第五年，每天重复着称米、打油、记账的活儿，柜台后的空间狭小逼仄，空气里混杂着米糠和花生油的味道，像一潭死水，把我的心气也泡得发蔫。

那天傍晚下班，同院的小李突然拦住我，他前两年从棉纺厂辞职去了电厂，如今穿得笔挺，手里还拎着一块上海牌手表。

“周哥，电厂招技术工，包培训，工资是你粮店的两倍，要不要试试？”他说话时，手表表盘反射的光晃了我的眼。

我心里一动，粮店每月十八块工资，够不上家里的开销，母亲常年咳嗽，妹妹还在上学，我早就想找个出路。

晚饭时我把想法说出来，母亲手里的筷子“啪”地落在桌上。“你疯了？”她的声音拔高，脸色瞬间涨红，“粮店是铁饭碗，你爸托了多少关系才把你送进去，饿不死冻不着，你想折腾啥？”

我解释电厂工资高，能学技术，母亲却不听，抹着眼泪说：“电厂机器轰隆响，万一出事咋办？那些铁疙瘩不认人，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的妹妹咋活？”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气氛降到冰点，母亲不再跟我说话，每天早早就关灯睡觉，我半夜起来喝水，总能看到她房间的窗纸上还映着身影，想来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舅舅也被请来当说客，他坐在堂屋的藤椅上，抽着旱烟说：“小周，年轻人稳当点好，粮店多少人挤破头想进，你这是往火坑里跳。”

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但一想到柜台后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心里就像被猫抓似的难受，纠结了半个月，我还是偷偷报了名。

考试那天，母亲没给我做早饭，我揣着两个凉馒头就出了门，笔试、面试都很顺利，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我拿着通知书回家，母亲看都不看，转身进了厨房，锅碗瓢盆摔得叮当响。

我硬着头皮找粮店王主任辞职，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我刚上班时的登记照：“小周，你这孩子，当初多少人羡慕你，现在说走就走，不后悔？”我攥着照片，喉咙发紧，还是摇了摇头。

去电厂报到的那天，母亲没送我，我背着铺盖卷，走到院门口时，听见她在屋里咳嗽，声音里带着哭腔，我咬了咬牙，没回头，电厂在城郊，厂房高大宽敞，机器轰鸣，和粮店的安静截然不同。

我被分到锅炉车间当学徒，师傅老张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脸上刻满皱纹，说话直来直去：“粮店出来的，细皮嫩肉，能扛住这儿的苦？”

起初的日子确实难熬。每天要跟着师傅爬几十米高的锅炉钢架，衣服被汗水浸透，又被风吹干，结出一层白碱。

图纸像天书一样难懂，阀门开关的力道要精准控制，我好几次因为操作不当被师傅骂得狗血淋头。

晚上住在八人间的筒子楼，蚊虫叮咬，窗外的机器声彻夜不停，我躺在床上，想起粮店的清闲，想起母亲的眼泪，也偷偷后悔过。

但我没退路了，我把师傅的话记在本子上，每天下班就抱着技术书啃，周末也泡在车间里，跟着老师傅们学经验。

三个月后的实操考核，我顺利通过，正式成为一名技术员，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了三十八块钱，比粮店多了整整二十块，我赶紧寄了二十块回家，还附了一张纸条，让母亲保重身体。

没过几天，舅舅捎来口信，说母亲收到钱后，抱着纸条哭了一场，又让舅舅转告我，干活小心点，别太累，我心里一暖，知道母亲的气消了大半。

春节回家时，我买了母亲爱吃的桃酥和一瓶止咳糖浆，刚进院门，就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张望，她的头发白了些，眼神却柔和了许多。

晚饭时，她往我碗里夹了块红烧肉：“电厂的活儿是不是真那么累？看你瘦的。”我笑着说：“不累，师傅们都照顾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电厂慢慢站稳了脚跟，因为肯吃苦、爱钻研，我很快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工资也涨到了八十多块。

1988年电厂盖了新家属楼，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搬新家那天，我特意把母亲接了过来，她摸着雪白的墙壁，看着阳台外的风景，眼圈红了：“没想到，真没想到你能混出个人样。”

后来，妹妹考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承担的，母亲的咳嗽也在精心调理下好了许多，1995年我被提拔为车间主任，手下管着几十号人。

每次回老家，老街坊们都羡慕地跟母亲说：“你家小周有出息，当初辞职真是选对了”，母亲总是笑着说：“是这孩子自己争气，我当初还拦着他呢。”

如今我已经退休，每天带着孙子在小区里散步，看着远处电厂的烟囱，心里满是感慨。

198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要是我没能顶住母亲的反对，没能放下粮店的铁饭碗，现在可能还在那个狭小的柜台后，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需要一点破釜沉舟的勇气，需要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我总想起她当初抹着眼泪反对我的样子，那里面藏着最深沉的爱。

而我也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辜负那份年轻的冲动，没有辜负生活给我的机会，从粮店到电厂，不仅仅是工作的改变，更是命运的转折，它让我明白，生活从来不会亏待敢于尝试、勇于坚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