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江青两次找谭震林谈话，谭回忆：跟了她，我的官比谁都大

一九六六年深秋，北京的夜风掠过中南海的红墙，行人稀少，警卫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荡。此刻的谭震林刚从国务院会议室出来，外套还没来得及扣好，就被秘书记住脚步：“有人请您过去。”灯光下，他看见来人神情郑重，心里隐隐觉得不寻常。

谭震林在党内资格很老。二十岁入党，三十一岁随新四军驰骋江南，解放后又在华东局、国务院一线主持过经济工作。六十年代初，他主持农业部，为缓解“三年困难”四处奔走。和江青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顶多在庐山会议、人民大会堂走廊上远远点头。两人之间，谈不上熟悉，也谈不上嫌隙。

话说回来，江青的名字，他第一次从延安的报纸上看到。那会儿，“毛主席续弦”的消息在窑洞间被轻声议论，大家都好奇这位上海电影演员的来历。谭震林正忙着为新四军筹粮，没工夫多问，只在心里记了个名字。直到一九五○年到北京任职，偶然在丰泽园的茶会上，才远远见过那位留着短发、话不多的夫人。

时间推到一九六五年，样板戏的旋律在京城四处传唱，江青的名字忽然成了文化口号的代名词。谭震林带队下乡调研，每每路过公社，都能听见《沙家浜》的唱段从高音喇叭里飘出来。他悄悄告诉随行参谋：“戏好听，可别把唱戏当治国。”这句牢骚没敢外传，却足见他的担忧。

“文化大革命”序幕拉开后，江青的位置一夜间抬升。她自称“主席的传令兵”，四处点将。对老同志们来说，这女人的锋芒太盛，难免刺眼。谭震林尤其不适，私下里说过：“当年打仗，没见过这么摆谱的。”可敬而远之，总好过正面冲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风声鹤唳。中央要在华东派出重量级人物坐镇，名单里自然有谭震林。正当他等待正式通知时，夜色里的那场约见来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江青和陈伯达并肩坐着。江青开门见山：“上海局面乱，你去压得住。”她语速极快，仿佛一切已经敲定。谭震林心里狐疑：如此大事，为何不是周总理出面？更蹊跷的是，江青不准他的夫人葛惠敏同行，理由含糊其辞。谭震林只得应了一声“听从组织”，却在心里给这提议打了折扣。

几天后，局势骤变，上海“公社”宣布成立，派驻计划搁浅。谭震林暗自庆幸，也更加警惕江青的意图。

同年二月，怀仁堂会议上气氛剑拔弩张，叶剑英、徐向前和谭震林等人被“炮轰”。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激烈做法，让江青主动弥合裂痕。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登门。那天上午，谭家小院落了薄雪。江青提前打电话：“我要拜访谭副总理。”电话里声音刻意温柔，却透着命令式的高调。

门铃响起，江青着一身深色呢子大衣走进书房，神情寒而不失笑意。她放慢语速：“主席让我来向老同志学习，也请你支持我。”谭震林微微颔首，未曾接茬。她又补了一句：“今后同心协力，前程无量。”这时，他只淡淡地回了句：“听中央安排。”不冷不热，连握手都短暂得像例行公事。

后来，回忆起那两次谈话，谭震林常自嘲：“要是跟了她，我的官比谁都大，可那不值当。”言下之意，不愿以名位换初衷。

江青的“橄榄枝”被拒，后果很快显现。批斗、抄家、隔离审查接踵而至。一九六九年初春，谭震林被命令“外调”，搭乘军机南下。桂林郊外的幽静招待所成了软禁之所，电话被掐，报纸翻版删去政治消息，日子在灰白中流逝。亲历过长征枪林弹雨的老人对此并不畏惧，只是念及家人在京，夜深时偶有叹息。

历史的风向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突然转折。林彪事件爆发后，中央高层格局震荡，连带着一些被压的老同志也慢慢松绑。谭震林最想知道“外头怎么了”，可相熟的卫士也支支吾吾。“都在变，”有人小声透露，“总归有转机。”这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一九七二年底，他鼓起勇气写信给毛泽东，言辞直白，请求回京。几周后，批示来了：考虑疗养需要，可回北京。次年春天，国庆厂制造的吉普车一路南下，把他接回协和医院。曾经的“谭老板”又走进了被封存多年的文件堆，继续分管农业、轻工与水产，这些都是他熟悉的战场。

一九七五年，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七七年，还担起中纪委副书记的任务，清查遗留问题。虽然白发已多，可说话依旧直率，批评文件时常抬手一拍：“官再大也得算总账！”周围知道底细的人会心一笑——那是回绝了“官比谁都大”诱惑后，才能挺直的腰杆。

多年过去，同辈人零落。谭震林偶谈往事，必提那两次夜谈。有人好奇问他后悔否？他摆手：“老百姓跟我们打江山，不是为了再当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句话，道出老一辈坚守的尺度：职位有高低，信念不可弃。

晚年他常坐在西山脚下晒太阳，身旁放着翻旧的《三国志》。有人注意到书页被折得最深的，是诸葛亮《出师表》的那一页。或许在他心里，“鞠躬尽瘁”才是真正的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