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前，谁在掌管台湾，为啥老蒋一去他要拱手奉上？

1965年春天，台北传来噩耗，陈诚走了。

蒋介石提笔写下“国殇”二字，那叫一个痛心疾首，嘴里念叨着革命还没干完。

这两个字，沉甸甸的。

往回倒推十几年，要是没陈诚在1949年那个节骨眼上死命铺路，老蒋的后半辈子，怕是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得把日历翻回1948年底，那时候国民党在大陆的摊子，就像个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重症病人，全靠插管子吊着命。

三大战役打完，家底儿赔了一大半，到处都是把枪一扔就投降的兵。

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江山，是彻底没戏了。

虽说他在1949年初搞了个“下野”的把戏，把李宗仁推前面顶雷，自己溜回浙江溪口老家，可那不过是障眼法。

在老家的架子上，无线电台滋滋作响，他一边隔空微操，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这最后的活路：

既然大势已去，往哪跑才能保命？

摆在台面上的牌，其实就三张。

第一张是四川。

那是抗战时的老窝，山高皇帝远，有粮有险。

不少人劝他去，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可蒋介石把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四川看着险，其实是个死胡同，一旦被人堵住门口，那就是瓮中捉鳖，补给线一断，想跑都跑不了。

第二张是海南岛。

孤零零悬在海上，但这地儿太荒，养不活几十万张嘴。

剩下最后一张，就是台湾。

蒋介石拿着放大镜一琢磨，觉得台湾这地儿有门道。

中间隔着一百多海里的水路，那就是天然的护城河，坦克开不过来；日本人留下的工厂虽然破破烂烂，但架子还在；最要紧的是，这儿挨着太平洋，想伸手找美国人要援助，方便。

地盘选好了，难的是怎么把这海岛变成个泼水不进的铁桶。

这时候，蒋介石拍板了一个要命的人事安排。

平心而论，魏道明是1947年“二二八”之后来收拾烂摊子的，这人官声不错，搞搞建设、放放人，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要是在太平盛世，这是个好官。

可眼下是1949年，火烧眉毛了。

蒋介石要的不是能让百姓“乐呵”的父母官，而是一把能帮他把台湾“攥出水”的铁钳子。

魏道明不是嫡系，万一局势乱套了，把最后的保命地盘交给外人，老蒋睡觉都不踏实。

于是，1948年12月29日，一道急令发出去，正在养病的陈诚被硬生生拽到了台前，顶了魏道明的缺。

为啥非得是陈诚？

这里头有两层意思。

一来是沾亲带故。

陈诚是浙江老乡，又是黄埔出来的，老婆还是蒋家的干闺女，这关系硬得很。

蒋介石那句话说得透：“中正不能一天没有辞修”。

二来是死心眼。

唯独陈诚，铁了心跟着老蒋一条道走到黑。

1949年1月5日，陈诚走马上任。

这回他手里抓着的，可是党政军一把抓的实权，既管行政，又管军队。

魏道明是个聪明人，一看这架势，知道自己就是个占座的，如今正主来了，也没废话，利利索索交了印，好歹保了个平安落地。

陈诚刚接手那会儿，台湾简直就是个火药桶。

人多得要命，本来六百万人口，一下子涌进来两百万逃难的，都要吃饭，都要干活。

再加上前任陈仪留下的烂摊子，贪官污吏横行，米价一天一个样，老百姓怨气冲天。

陈诚也没整那些虚的，上来就是这三下子。

头一招是“杀威棒”。

全岛戒严，不仅抓治安，更抓思想。

谁敢有二心，立马按下去。

这一手，就是为了把岛内那些不服气的声音彻底封死，让国民党说了算。

第二招是“紧钱袋”。

那时候的老台币，跟着大陆的金圆券一起跳水，变得连废纸都不如。

1949年6月，陈诚搞了个币制改革，印了新台币。

那兑换率听着都吓人：四万块旧钱换一块新钱。

这一刀切下去确实狠，但硬是把那个快要崩盘的金融市场给摁住了，不再乱跳。

第三招是“分田地”。

这就是有名的“三七五减租”，地租死活不能超过收成的37.5%。

这可不光是心疼农民，那是实打实的政治算计。

把地主的油水刮下来，分给穷得叮当响的农民。

这一招，直接把地主的势力削弱了，反而拉拢了一大帮泥腿子，给国民党在台湾扎根打了个最结实的地基。

那边陈诚在岛上忙活，这边蒋介石也没闲着。

他要把家底搬空，黄金、古董，一船接一船往台湾运。

而在大陆，局势崩得比雪崩还快。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一打响，那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解放军百万雄师面前跟纸糊的一样。

三天后，南京易手。

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骂手下人是饭桶，可脚底下抹油的速度一点没慢。

国民党政府跟没头苍蝇一样，从南京搬到广州，又跑到重庆、成都，最后实在没辙了，12月7日宣布搬到台湾去。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的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这一天，算是给国民党的命运画了个分界线。

老蒋走下舷梯，放眼望去，这地方秩序井然，街面上不乱，钱也值钱，枪杆子也握得紧。

跟乱成一锅粥的大陆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世界。

这时候，陈诚干了一件最漂亮的事儿：交权。

他连愣都没愣一下，就把省主席的帽子摘了，只留了个行政院长的差事，一门心思去搞建设。

这种“无缝衔接”，在那个山头林立、为了抢权能打破头的国民党里，简直是个奇迹。

陈诚没学那些桂系军阀趁火打劫，反倒在这个节骨眼上，全力配合蒋经国接班。

小蒋负责抓特务、整顿党务，手里那是拿着刀子；陈诚负责带兵、搞钱、搞建设，手里那是握着算盘和枪杆。

后来陈诚接着搞土改，弄什么“耕者有其田”，强行征了地主的田分给农民，作为补偿，塞给地主一把工业股票。

这招真是绝了，既平了土地的账，又把那帮地主逼成了工厂老板，倒是无意中把台湾的工商业给带起来了。

虽说后来陈诚跟蒋经国之间也有些磕磕绊绊，甚至有人说他在抢接班人的位置。

但只要碰到大是大非，陈诚始终记得自己是“副手”。

美国人曾经想挑拨离间，想扶陈诚上台换掉老蒋，陈诚理都不理。

他心里清楚，在这个孤岛上，只有蒋介石这尊神能镇得住妖魔鬼怪，也只有他，能当好这个“大管家”。

所以，等到1965年陈诚病死，蒋介石那句“国殇”，既是哭这位老兄弟，也是在夸自己当年的眼光。

要不是当初咬牙选了台湾，要不是派了陈诚去当开路先锋，1949年的那个冬天，国民党估计就真得画上句号了。

信息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揭秘：到台湾后晚年陈诚与蒋氏父子的恩怨》2012-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