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纪东任周总理秘书，在8年时间里，总理只向他提了一个要求

1968年9月的一天傍晚，雨后初晴，西长安街上还残留着水迹。二十五岁的纪相才跟随警卫员，第一次踏进西花厅的石径，潮湿的空气里混杂着梧桐叶的清味，他的军靴踩在碎石上，发出短促而清晰的声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步，会把这位河南青年与共和国总理紧紧连在一起整整八年。

推门之前，政委杨德中的嘱托仍在耳边回荡——“见面直呼周总理，见到大姐就叫邓大姐。”简单两句话，却道尽了西花厅里不同于军营的细微规矩。门一开，正襟危坐的秘书们抬头，邓颖超微微颔首，先伸手同这个新来的解放军小伙握了握，“今后就是一家人，放开手脚干。”温和语气让纪相才紧绷的肩膀稍稍松弛。

正式报到后的第三天，老秘书孙岳安排他整理电报。抽屉拉开，密密麻麻的加密电报像砖头一样堆叠；密码、批示、去向，任何一栏写错都可能耽误军机。纪相才咬着牙，花了整整两个夜晚，把半年未归档的电报分门别类归好。凌晨灯灭，他才发现指尖被纸页割得通红。西花厅的第一课，他学会了什么叫“零差错”。

紧接着，名字带来的尴尬冒了头。电话里“纪相才”被误听成“气象台”，对方连连道歉“打错了”，挂断了线。几回三番后，他萌生改名的念头。邓颖超听得哈哈大笑，“那就换个更干脆的吧。”几番商量，“纪东”这个简短的名字诞生。第二天，他在文件上签了新名。周恩来翻到落款，抬眼问：“小纪，这是你？”一句“报告总理，为避免误会改了名”惹得总理爽朗大笑，“原来如此，以后就叫纪东，不过重大变动记得先报我一声。”

改名风波未平，新任务已到。1969年春，老秘书张作文病倒，桌上文件堆成小山。深夜两点，总理披着大衣到办公室，见只有纪东在灯下核对稿件，轻声问：“嘉东呢？”得到“休息”二字，周恩来沉吟片刻，把一摞加急件递给他，“今晚你来办。”那一刻，纪东明白，信任往往在无声处落地。

不久之后，总理终于履行了“找你谈一谈”的承诺。西花厅小餐室里，他放下碗筷，目光沉静地望着刚坐下的年轻人：“工作上有一条红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也不能吐。保密是第一生命线，可千万记牢。”短短一句，却成为纪东此后八年遵行的唯一“死命令”。他用力点头，胸口像被钉住一般发烫。

时间拨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深夜两点，电话骤响。纪东随总理进入作战值班室，密令电报在灯下刷刷打印。那晚，总理头也不抬地批示，间或要一杯清水，连茶叶都不要。等全部指示发出，天已蒙亮。周恩来靠在椅子上，疲惫却镇定地说：“天下终究要稳住。”纪东默默把这句轻声低语记在心里，再次加深“守口如瓶”的分量。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西花厅昼夜灯火通明，翻译稿、议程表、接待细节，每一环节都要数次校核。纪东负责的，是会议室里那只不起眼的红色文件包。里面装着备份协议和紧急备用文稿。一名外方工作人员指着包笑问：“What’s inside？”纪东报以微笑，用手势示意“抱歉，不能打开”，那一刻，他想起总理那句嘱托——不该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说。

1974年春，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强烈建议住院。可越到紧要时刻，总理越是拄着病体处理公事。一次汇报完外事档案，他的手颤到拿不起钢笔，只能用椅背抵住腹部。散会后，他半倚半靠在纪东臂弯，低声叮嘱：“文件别落下，今晚还要批。”短短二十米走廊，纪东几乎是半扶半抱。那股瘦削却坚韧的力量，让人心碎。

1975年12月，医院探视室。周恩来面色蜡黄，却仍让人搀扶着半坐，习惯性地翻阅当天送来的简报。纪东含泪递水。总理轻声开口：“孩子，我有点累，其他没什么担心，你替我向小邓道声辛苦。”这一刻，他才第一次听到周恩来承认“累”字。随后的一周里，纪东几乎寸步不离病房，他明白，交班的时刻近了。

1976年1月8日清晨，急促的铃声划破寂静。医院值班台报告：“总理停止呼吸，七时十分。”西花厅外的雪正悄悄落下，厚重的灰云压在故宫檐角。纪东走出病房，手里紧攥着总理生前用过的钢笔——那支笔上一处细小的豁口，是多年奔波留下的印记。八年相随，依旧只剩那条唯一的嘱托回响耳畔：守住秘密。

此后数十年，纪东再未在公开场合详谈西花厅的内部细节。有人问他为何保持沉默，他只是笑答：“总理的话，没有期限。”八年光阴或许转瞬即逝，对纪东而言，却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准则，从1968年秋日的那双湿漉军靴开始，延伸至漫长岁月的每一次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