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枫 | 春运归途：一条路，两千年

作者简介

朱丹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艺术研究。1978年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50军149师447团服役。1982年以后历任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部，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副处长、调研员、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委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兼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文体医卫委员会副主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分党组书记。创作出版、主持编纂的多部作品曾获国家级和省级大奖。现为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乡村发展联合会会长，成都市国防教育学会顾问。

春运归途：一条路，两千年

文 / 朱丹枫

乙巳年腊月初一的风，已悄然浸透窗棂，在城市钢筋水泥的缝隙间，捎来岁末最深的讯息。这风，与两千年前拂过长安城未央宫檐角的风，带着同样的凛冽与期盼。当时针指向某个精确的时刻，第一张电子车票将在数字的洪流中悄然生成，如同叩响一扇无形巨门的钥匙。一场关乎数亿人悲欢、名为“春运”的史诗，将由此缓缓拉开其磅礴而又无比精细的序幕。

据悉，自二月二日至三月十三日，四十个晨昏交替里，预计五点三九亿人次的轨迹，将如大地血脉的搏动，在纵横交错的铁道线、高速公路网上昼夜不息地流淌、汇聚、又散开。那是一种可被真切感知的文明脉动——节前峰顶在腊月廿五，那是归心最为滚烫灼热的时刻；节后高潮在正月初七，那是梦想重新拔锚启航的节点。每一张车票的方寸之间，都浓缩着一个家庭的团圆梦，一个游子的相思情，一个奋斗者的新征程。无数个体的轨迹交汇、并行、擦肩，最终编织成中国年里最蔚为壮观、也最动人心魄的人文景象。

列车整装待发。新华社发

今年的旅程，在延续其固有磅礴规模的同时，更被细致地织入一层技术的暖意。12306系统如同一位沉默而高效的织工，悄然将新功能编织进巨大的服务网络：误购车票可于规定时间内免费退还，购票的容错空间被温柔地托住；候补购票的智能逻辑不断优化，在线选铺让长途跋涉多了一份自主的舒适，起售提醒如同忠实的更夫……这些功能，如同隐形的助手，试图将那份源于不确定性的集体焦虑，耐心地化解为一份更可预期、更从容的期待。信息服务的触角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细腻与敏锐，它试图让这场以亿为单位的国家级人口迁徙，少一些颠簸与艰辛，多一份顺遂与尊严。随着首张车票的发售，将启动一场既厚重如青铜史诗，又精细如苏绣的年度运转。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数字的洪流与线路的繁忙，更是时代脉搏强劲跳动下，每一个微小个体被看见、被关照的旅程。

然而，当我们手持身份证，在闸机清脆的“嘀”声中步入车站，于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复兴号”静谧车厢中安坐，望着窗外风景以流线的速度向后飞逝时，可曾有过一刹那的恍惚与追问：这股深植于民族血脉之中、近乎本能的岁末潮汐，其源头究竟深在何方？那份让亿万人不辞辛苦、跨越山海也要归去的执念，何以能穿透如此厚重的历史烟云，历经王朝更迭、技术革命、观念变迁，却依然如初生般滚烫、坚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思绪必须暂时离开这钢铁与玻璃的现代殿堂，逆着脚下铁轨无限延伸的方向，向时光的纵深处回溯。回溯两千年，回到那个奠定我们文明基本格局的时代——汉代。彼时，没有闪烁的电子屏幕，没有呼啸的钢铁巨龙，只有身着深衣的士子、背负书笈的书生、为利往来的行商贾客，踩着秦代遗留的驰道上那深刻而冰冷的车辙，在凛冽刺骨的岁末寒风里，朝着各自桑梓之地，进行一场沉默、缓慢而无比坚韧的跋涉。那，正是一场“古典春运”，一场在森严制度与匮乏物质条件下，依然倔强生长的人性迁徙。

秦驰道固关古道的车辙。

汉代的户籍制度，堪称古代世界组织艺术的精密典范，却也如同一张无形的巨网。《居延汉简》中那些墨迹犹存的“吏民名籍”，冰冷地记录着每户成员的姓名、年龄、爵位，乃至身高、肤色、面部特征。一切都被登记在册，一切都被纳入管理。“移徙”，即改变户籍所在地，必须持有官府的批文——“过所”或“符传”，否则便是“亡命”，成为脱离国家编户体系的流民，将失去一切法律保护与土地权利。这种“编户齐民”的国家治理智慧，旨在强化中央集权、保证赋税徭役，却在长达数百年的实践中，意外地、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安土重迁”。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家族血脉的延伸；户籍所在，不仅是行政坐标，更是身份认同的根源。离乡，因此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离开，更意味着在精神上与“根”的暂时剥离，成为一种“失根”的漂泊；而归乡，也就不再仅仅是亲情的朴素召唤，更是一种对完整“人格”、合法“身份”与生命根源的庄严追寻。

“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则进一步收紧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商人被明确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出行，必须申请并持有“符传”作为通行证明，且受到诸多限制，如不得衣丝帛、不得乘车骑马。《盐铁论》中“行者赍粮，居者作具”寥寥八字，道尽了当时长途出行的基本困境：行路之人需自行携带干粮，住宿时甚至要自带炊具，最基本的食宿保障都无从谈起。在如此严苛的制度约束与如此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岁末时分为了一次团聚而踏上归途，几乎是一场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与国法、与天时、与地理的隐秘博弈。

然而，人性的光辉，恰如石缝间求生的草芽，总能在最坚硬的制度缝隙中寻得破土而出的可能。奉皇帝之命出使各地的官吏、为求学问而游学的书生、以“通货有无”为名穿梭于郡国之间的商人……这些被帝国律法所许可的流动群体，便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成为了最早一批“春运”的主力军。他们或许衣衫褴褛以御风寒，面容必然因长途跋涉而染满风霜尘土，但怀中揣着的那份归心，却如同寒夜荒原上摇曳的孤灯，光芒虽微，其志却坚，从未在历史的朔风中熄灭。这种穿越严苛制度屏障依然蓬勃勃发的归乡冲动，揭示了我们文明基因中一个最深层的密码：对中国人而言，“家”从来不止于物理的屋檐、几楹屋舍，它更是一座精神的庙宇，一个安放灵魂的永恒坐标，一种超越现实的信仰所在。

于是，在“千里江陵一日还”仍是浪漫狂想的时代，他们的归乡之旅，首先是一场对肉体与意志的极限考验。从帝国的中心长安到南阳郡，直线距离约五百公里，若乘坐当时常见的辎车，循驰道而行，每日行程不过三十汉里（约今十五公里），这意味着至少需要耗时一个月以上。时光在缓慢的行进中被抻得绵长，思念在日复一日的颠簸中不断发酵。

幸而，前朝留下了宏伟的基础设施遗产。秦帝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这条被汉代继承并维护的“古代高速公路”，道宽五十步，路基以金椎夯实，道旁列植青松，既巩固路基，又作为里程的标志。驰道的存在，不仅在实际意义上缩短了旅程，更在心理层面上，为望眼欲穿的游子提供了清晰的刻度——每当看到道旁那熟悉的、依次后退的青松，他们便知道，离故乡的炊烟，又近了一程。

陕西延安甘泉县秦直道遗址。

更具匠心与前瞻性的，是可能存在于特定路段的“轨路”。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推测，这是一种以坚硬木材铺设的专用车道，车轮行驶于固定的木轨之上，能极大减少阻力、提高速度与平稳性。在河南南阳等地的考古发现中，类似的遗迹其平整程度令人惊叹。行驶于其上的辎车，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长途交通工具。这种带有帷盖的大型马车，车厢分前后部，可载人亦可储物，堪称“移动之家”。为抵御旅途苦寒，车厢内壁常铺设毛毡；为遮挡风尘，车窗悬挂着厚重的麻布帘；车轮甚至包裹铁皮，以减少磨损。就在这简陋而温暖的空间里，装着书生的经卷、商人的货样与算筹、或许还有给妻儿捎回的异地布帛，当然，更装载着对阖家团圆的全部期盼。东汉无名诗人的诗句穿越时光，准确击中了这份心绪：“辎车何煌煌，驾马何骙骙。遥望故园路，涕泗沾裳衣。”而更为舒适豪华的安车，则是达官显贵的归乡座驾，可坐可卧，设施齐全。东汉定远侯班超，晚年思乡情切，上书皇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最终蒙恩得以乘坐安车荣归洛阳，所过之处，郡县迎送，其车身承载的，已是功勋、恩荣与乡情交织的复杂光环。

两千年时光，山河巨变，文明的形态经历了多次涅槃重生。我们与汉代那些深衣广袖的先民之间，隔着的已不仅仅是技术的天堑，更是整个世界图景、时空观念与生活经验的彻底重构。

通信的维度已被彻底颠覆。汉代的一封家书，书于竹简木牍，交由驿使，在“三十里一置”的邮驿系统中接力传递。从长安到岭南，这封承载着平安报讯与无尽思念的信件，可能需要两个月的跋涉才能抵达。当家人展开信札，读到“父母大人万福金安，儿在外一切皆好，勿念”时，写信之人或许早已历经更多风雨。那种等待的焦灼、拆信的颤抖、见字如面的慰藉，以及字里行间因时光延迟而沉淀的厚重情感，是即时通讯时代难以体会的深沉。而今，5G信号几乎无远弗届，视频通话让万里之外的游子可以“实时参与”家中的除尘、祭灶、包饺子，团聚的实感似乎触手可及。然而，那种需要历经漫长山海跋涉、沉淀了时光重量与空间阻隔后的相见欢欣，那份“近乡情更怯”的复杂心绪，是否也在即时性的满足中，被悄然稀释了几分浓度？

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遗址。

“购票”与通行的方式，发生了本质的迁移。汉代出行，尤其是长途与跨区域，必须向官府申请“符传”，写清楚出行者姓名、事由、目的地、所用车马等，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放行。这不仅是手续，更是一种严格的身份管理与流动控制。而今，我们只需在智能手机上轻点指尖，复杂的算法在后台瞬间完成余票查询、席位分配、支付出票。虚拟的队列取代了衙门外的长龙，电子凭证取代了竹木材质的“符传”。然而，屏幕前无数次焦灼的刷新、等待“候补成功”的忐忑，与两千年前在官府衙门外捧着身份文书、心怀志忑等待批复的士子商人，其情感的内核——对“能否成行”的深切忧虑，对“顺利归家”的殷切期盼——依然跨越时空，形成了奇妙的同频共振。

最根本的颠覆，在于速度对时空的碾压性重塑。汉代日行四五百里的“传车”已是速度极限，且专为紧急公务设置，常人无缘得乘。普通百姓乘坐的辎车，从长安到洛阳，四百公里路程需颠簸十余日。今天，同样的距离，高铁仅需一个多小时。京广高铁，全程两千二百九十八公里，朝发夕至。物理时间被极度压缩，曾被视为天堑的地理空间在速度面前急剧收缩，“天涯若比邻”从诗人的美好畅想变成了日常现实。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移动自由，但归家的那份仪式感与情感分量，是否也随着旅程的轻易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个值得在疾驰的列车上静静思索的问题。

然而，在这一切“变”的洪流——通信之变、购票之变、速度之变——的汹涌冲刷之下，一种核心的“不变”，却如同河床深处最坚硬的岩石，任凭浪涛拍打，岿然不动，巍然屹立。那便是“春运”这一集体行为本身所承载的、超越世俗功利与物质计算的、深沉的文化仪式感与精神信仰内涵。

在汉代人的宇宙观与生命观中，“过年”与“归乡”绝非简单的民俗节庆，而是深深嵌入“天人感应”秩序的神圣环节。《礼记·月令》记载，岁末之时，天子需与公卿大夫共同修饬国家法典，论定四时政令，以顺应天时，迎接新年；而普通百姓之家，则需“修祭器，备祭服”，清洁洒扫，准备祭祀天地神灵与列祖列宗。在这样一个宇宙新旧交替、人间与天地神明沟通最为频繁紧要的时刻，个人若漂泊在外，未能归乡参与家族的祭祀与团圆，便意味着在最关键的生命与宇宙节点上，自我放逐于家族的血脉链条与天地的大秩序之外，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孤魂野鬼”与“化外之民”。因此，归乡，是对宇宙运行规律（天时）的顺应，是对家族伦理（人伦）的践行，是个体生命确认自身在天地、家族序列中坐标的庄严仪式，是使短暂的生命融入永恒循环的文化行为。

于是，我们便能以更深刻的理解与敬意，看待那些持着“符传”、穿越重重关山、在岁末风雪中跋涉的汉代游子。他们风尘仆仆带回故乡的，绝不仅是一年的疲惫之躯与或许微薄的收获。他们带回的，是都城流行的诗文，是途经郡县的风物见闻，是维系庞大帝国文化共同体于不散的精神火种。他们在归乡期间整理个人著述，参与修缮族谱，主持或参与祠堂祭祀，在一次次“离乡-归乡”的循环中，将中原的礼乐文明、语言文字、伦理价值，如同播种般，播撒到帝国的四方角落。正是这无数个体在岁末年初的定向流动，如同文化的毛细血管循环，使得中华文明在广袤的疆域内，虽“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却依然能凝聚成“天下大同”的壮阔文化图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传统乡土社会，“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而春运，正是这“血缘”力量最直观、最磅礴的年度显现，是地缘上的回归，最终为了确认和强化血缘的联结，是一场年复一年、让文化血缘的“投影”清晰再现的、最壮观的集体“追光”仪式。

2025年春运，北京西至合肥列车上的小乘客在车内玩耍。新华社发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普遍信奉“天人感应”的精密宇宙图式，宗庙祭祀的礼仪也多在简化或转化为更私人的纪念形式。但“回家过年”这一行为本身，在高速流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被提炼、强化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现代性的信仰仪式。它是在个体高度独立、人际关系疏离、漂泊成为常态的当下，人们对抗孤独感、异化感，寻求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最重要的精神锚点。车站、机场、码头那汹涌的人潮，高速公路上节假日绵延不绝的尾灯，不再仅仅是值得惊叹的交通现象或经济数据，它是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在当代以最直观、最磅礴的方式，进行的年度性的身份重申、文化寻根与集体无意识的盛大演武。

因此，当我们今日站在2026年的岁末，审视这场即将启幕的、预计超过十亿人次的春运大潮时——无论是宏观上惊叹于其规模之巨、组织之精，还是微观上焦灼于一张车票、一个座位、一段路程——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场世界级的交通运输挑战与组织管理奇迹。

我们看到的是制度与人性之间，一场跨越千年的永恒博弈与动态平衡。从汉代的“符传”过所制度、严格的户籍管制，到今天基于大数据的运力调度、精细化的客流引导，制度与规划的力量，始终试图为庞大人口的流动建立秩序、确保安全、提高效率。而另一方面，从汉代士子商人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的“合规流动”，到今天游子们千方百计研究抢票策略、规划多种路径的“智慧归家”，人心深处对团聚、对亲情、对归属的向往，永远在寻找最柔软的缝隙，最灵巧的方式，去实现那最质朴的愿望。这场延续两千年的博弈，恰恰辉映出一个伟大文明如何在“秩序”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呵护“人情”的温度，在高效运转中，安放个体的悲欢。

成都东站。图源成华区地志办

我们看到的，更是技术洪流席卷一切的时代，一种近乎本能的、不变的信仰依赖与文化坚守。从黄土夯实的秦驰道、硬木铺设的汉代“轨路”，到今日的钢铁轨道、高速公路、航空网络；从缓慢颠簸的辎车、安车，到风驰电掣的高铁、飞机；从需要官府审批的竹木“符传”，到瞬间可达的5G信号与移动支付……工具、媒介、基础设施的革命，可谓天翻地覆。然而，所有这些浩大工程与精巧发明，所服务的那个最核心、最原始的目的——“归家”——以及“家”所代表的血缘认同、情感慰藉、文化归属与生命根源的意义，却如同定海神针，历经两千年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技术革命而历久弥坚，甚至愈发凸显。技术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远、更便捷，而“春运”这场年度仪式，则确保我们无论走得多快、多远，都依然清晰地记得为何出发，并永远知道向何处归。它是一次集体的“刹车”与“回望”，让飞速前进的现代人，不忘生命的来路。

岁暮天寒，从小区楼宇的窗边望去，城市的车流依旧汹涌，编织着永不落幕的都市光影。但空气中已然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气息。人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不足一月之后，眼前这熙攘的人流将改变方向，奔赴天南海北。或许目的地各异，心境有别——有的是近乡情怯，有的是衣锦还乡，有的只为一顿团圆的年夜饭——但那个名为“家”的坐标，永远是这一刻亿万人心中共同的、最明亮的归处。

长安城的冬雪，洛阳城外的尘埃，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地平线；未央宫的巍峨檐角，化作了太古里摩天楼群冷峻的玻璃幕墙。但当我们凝神细看，那身着深衣、于辎车中遥望故园的汉代士子眼中闪烁的期盼，与今日西装革履、拖着行李箱疾行于高铁站的旅人眼中的光芒，并无二致。

因为我们都深深知道，无论时代如何激变，科技如何飞跃，总有一条路，永远通向故乡；总有一种情，永远叫做团圆。这便是“春运”，这场蔚为壮观的人类迁徙奇观，赋予每一个中国人最珍贵、也最平常的生命礼物：在时光飞速流转、空间被不断重构的现代漩涡中，我们始终拥有一个可以回归的、温暖而坚实的精神与文化原点。它不依赖于任何外物，只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与血脉记忆之中。

2025年春运期间，在成都东站，乘客依次通过检票口乘车。新华社发

从木轨上深深的车辙，到钢轨上闪烁的寒光；从手持“符传”的漫漫古道，到刷证通行的瞬间闸机——两千年归途，变的只是抵达的速度、方式与表面的形态，那向着“家”的、永恒的信仰奔赴，从未改变，也永不会改变。每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都是为了最终心满意足的归来；而每一次风尘仆仆的归来，都是为了重新触摸生命的根源，确认“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从而获得再次出发的勇气与力量。这，或许就是“春运”二字背后，那条流淌了两千年、依然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最深沉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