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校服,年年涨价,不买不让进学校。都2025年了,为啥校服腐败问题还是难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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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5年,拥有近80年历史的海南华侨中学(海南海口)就爆出丑闻:两任校长在校服采购中疯狂捞钱,每逢新学期采购必有3万到5万元的提成,单校服一项的贪腐金额就达10多万元。
即便后续监管力度不断加大,顶风作案者仍不乏其人。2020年,淮安市凌桥初级中学报账员朱立新,将个人微信收款码借给校服供应商,该区部分学校陆续向该私人账户转账70余万元校服款,其中5万元直接被他据为己有。最终,他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时间来到2025年,校服贪腐案依旧屡禁不止。今年7月18日,《时事瞭望》披露,广州袁崇焕小学要求新生一次性购买5套校服,收费近1000元,后续4年还要追加3款共15套,算下来一套校服均价近百元,让不少工薪家庭倍感压力。
从名校到乡镇学校,从校长到报账员,贪腐的触角不分层级。有人或许会问,难道就没有规章制度约束吗?答案是有,而且规定十分严格。
早在2015年6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以学校家长委员会为主体,学生、家长、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还强调学生自愿购买,允许自行选购同款校服。
近两年来,各地更是密集出台细化政策。河北省规定,校服选用需征得80%以上家长书面同意,且小学六年级、初三、高三不得更换校服,避免频繁消费;云南省提出“两个自愿”原则,学校选用校服要征得2/3以上家长同意,学生购买全凭自愿。此外,北京、江西、江苏、四川等地也纷纷发文,严禁强制学生购买校服。
可政策再严格,一旦落地就容易走样。有些学校嘴上喊着“自愿”,实则放狠话施压,暗示不买校服可能面临退学,甚至要求凭校服购买记录才能办理入学手续。
还有的学校玩起“变相强制”。比如去年10月,有家长在“问政四川”留言称,巴中平昌县西兴小学附属幼儿园老师通知,为迎接上级检查,必须统一订购240元一套的校服。
校服腐败之所以屡禁不止,核心还是利益链条过于顽固。从校服供应商角度来说,想要拿到订单,就必须给学校负责人回扣,这笔打点成本自然会摊到校服单价上,最终由家长买单。
对学校相关负责人而言,靠着手中权力就能轻松捞取好处,自然不愿轻易放弃。再加上部分监管部门存在缺位,未能全程跟踪校服采购流程,便形成了“供应商行贿、校方暗箱操作、监管缺位”的闭环利益链,想要彻底根除难度极大。
更关键的是信息不透明。校服定价标准、供应商选择、招标流程全是暗箱操作,家长既不清楚布料、加工费的实际价格,也无法核实是否存在回扣,即便心存疑虑,也难以拿到实质证据。
更要命的是,部分地区处罚力度不足。有些干部贪腐十几万元,可能仅受到警告处分,违法成本远低于非法收益,这也让一些人敢于铤而走险。
其实校服腐败并非无解,多地经验值得借鉴。香港的校服从不千篇一律,旗袍、长衫、百褶裙、水手服配衬衫西裤,各校有各校的风格,既展现青春风采,又凸显学校特色。而且家长可在正规门店自行购买,无需通过学校统一采购,从源头切断了腐败空间。
深圳早在2002年就对全市校服统一款式和定价,多家公司可按标准生产,校服成为普通流通商品,家长在书城、文具店、超市等场所均可购买,不再受学校摆布。
日本则把招标流程透明化做到了极致。确定校服款式和价格前,会提前3至6个月开展招标,不仅要求供应商物美价廉,还需每年优化设计,整个过程由家长和教职员代表全程监督。
这些做法的核心其实很简单:要么把采购权还给家长,要么让家长、学生等多方充分参与,同时将采购流程全程公开,再配上零容忍的处罚力度,唯有如此,校服腐败才能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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