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告知不再担任大军区政委，重新等待分配，宾馆住5年没音信了

1977年7月的兰州，骄阳烤着黄河两岸的土丘。傍晚时分，兰州军区机关传达室递来一份电报：冼恒汉不再担任大军区政委，地方一把手的兼任职务同时终止。电报语气生硬，没有解释，也没有客套话。这一天，冼恒汉六十四岁。

冼恒汉在军内干政工起家，十八岁参军，抗战时期历经百团大战、晋察冀反“扫荡”。到1967年前，他的履历几乎纯粹军旅。那个春天，他接到“支左”命令，带着几位参谋赶赴甘肃。西北复杂的局势，让一个习惯了钢铁纪律的老政委直呼“这比打仗难”。

支左只是开端。1968年，他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委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兼兰州军区政委。经济底子薄、自然条件差，这些都是甘肃摆在案头的硬骨头。冼恒汉抓得最紧的是水利：靖远黄河提灌工程、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接连上马。靠天吃饭的乡亲第一次尝到旱田进水的滋味，粮产量数年翻番，这是后来省里写进年鉴的一笔。

然而，铁路问题始终悬在桌面。兰州铁路局长期因为历史遗留、人事纠纷和运输瓶颈彼此扯皮。铁道部多次派工作组，迟迟拿不出根本方案。1974年下半年，此事被“临时交由地方”和“军区配合”处理，文件签字人赫然就是冼恒汉。外界很少知道，围绕调度权、人事权的拉锯战里，他拍过几次桌子，也让多方都不痛快。有人说他手段过硬，有人指责他“军人治铁”越权行事。

雪上加霜的是司令员之间的磨合。自1975年军区班子进行人事调整后，新司令员的行事风格与冼恒汉南腔北调、直接果决的性格并不合拍。一次作战会议上，对方就边防建设的资金流向提出异议，冼恒汉皱着眉只说一句：“按规定办。”一句话让会议气氛瞬间结冰，这段不快很快传遍军区机关。

1977年春，肖华进疆调研返京后，被宣布出任兰州军区政委；4月，任命文件下达。冼恒汉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让他措手不及的，并不是被替换，而是“等待分配”四个字。组织上问他，是回南方休养还是留京。考虑到自己多年的胃病、心脏病，北医条件好，他选择留在北京。

离任那天很安静，没有送行仪式，也没人拍照留影。他把随身的《孙子兵法》和《水利年鉴》塞进行李，登上去往北京的专列。列车穿过青铜峡时，他站在车厢接头处，隔着车窗望见银灰色的黄河水，沉默了好久。

到京后，军委办公厅安排他先住总医院宿舍，做体检。医生建议他静养。随后的日子，换作北郊一家小宾馆。房间不大，推窗能看到稀疏的杨树林。原本人人以为，新的任命最多两三个月，可“下文”一拖就是五年。1980年，老战友看望他时随口问：“老冼，消息有了吗？”他摇摇头，只回一句：“等。”

生活极其单调。上午读书，下午散步，偶尔写写笔记。他曾对警卫员半开玩笑：“我现在是编外人员。”对方憨憨一笑：“首长放心，总会有安排。”这两句对话后来被冼恒汉写进回忆录，字面轻描淡写，却透出几分无奈。

1982年夏，组织部门给出最终决定：免去一切领导职务，保留副大军区级待遇，安排离职休养。冼恒汉认真听完，没有反驳，只问：“还能回兰州看看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收拾行李，带着几箱书稿，踏上西行列车。

回到兰州，他租住在军区招待所附近的旧楼里。昔日部下时有来访，谈及往事，他只是摆手：“都过去了。”倒是对水利建设进度关心不减，每年都会到靖远、景泰看看。在水渠边，他不止一次说起当年的工程图纸，“这条干渠早几年有渗漏，如今补上了，得力。”老农听不懂官话，只笑着递烟。

1988年，他将那本不足十五万字的回忆录寄往北京军科院。序言里提到“面对风浪，临场决断难免缺失周全”，算是对兰州铁路局事件留下一点注解。稿件很快退回，“内容特殊，不便公开”。冼恒汉把退稿单夹进书页，再没提起。

2009年3月，他病逝于兰州总院，终年九十六岁。遗体告别仪式简单低调，军区老战友自发前来送行。花圈下，有人发现几册泛黄的《水利水电资料汇编》，也是他生前常读之物。至此，一位曾经统领大西北政治工作的老兵，长达三十二年的沉默生涯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