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叮嘱冯友兰“以老实态度为宜”，冯：我有什么不老实

一九四六年秋，旧金山的海风还带着咸味。码头上，六十来岁的冯友兰收起手中那本潦草批注的《老子》，站在甲板边望着灰蓝色的大海。他婉拒了美国三所大学的长聘合同，将护照上的“永久居留”签证主动交给移民局，转身登上回国的邮轮。有人悄声问他：“教授，您不怕前途未卜？”他只回了三个字：“我得回。”这句简单的回答，悄悄拉开了他与新中国之间漫长而曲折的缘分。

半个月后，船靠青岛港。北方的晨雾里，到处是冷热不均的战事消息。冯友兰一路北上回到北平，在清华重拾教席。此时，解放军已横扫华北，他的课堂里书声犹在，远处却炮声隆隆。老学生问他怎么不干脆去南京或台北，他笑言：“哲学家不需要新官吏的印章，只要一支笔。”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随时可能付出代价的勇气。

一九四八年冬，北平即将易帜。蒋介石的座机在南苑机场等着接走“文化救国队”，胡适已收拾行李，劝冯友兰同行。冯友兰却摇头：“过河卒子可以往前冲，我偏向两旁走。”既不从政、又不愿远走，倒成了他留下的全部理由。几天后，他被同事再度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负责校园安全。国民党守军临时把炮兵拖进清华操场，他直接找傅作义的副官交涉，对方思忖片刻，将火炮撤回城内。清华这片胡杨林，便幸运地绕开了炮火。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冯友兰召集师生，自由投票决定去留。结果几乎无人离开，连平日不爱管事的实验员也主动加入保卫队。之后文物管理委员会进驻，负责人张宗麟笑着说：“中央对冯先生的选择，很看重。”这番话让校园里暗自松了口气——新政权愿意给学者时间，而不是给命令。

十月五日，国旗在天安门迎风还没几天，冯友兰写信给毛主席：自知曾两度加入国民党，愿以五年为期，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信发出去不到十日，毛主席亲笔回函，几行字直截了当：“积极用功，无须急求成效，贵在老实。”落款是“泽东”。清华校园里传阅此信的晚风有些凉，学生私下议论“老实”二字分量不轻，有人半开玩笑：“毛主席这话像是给先生下的道心安丸。”

冯友兰心里却打了鼓。他捧着信低声嘟囔：“我哪里不老实？”埋怨归埋怨，动作却没停。他真的开工了：重读《资本论》，拜访艾思奇、范文澜，听年轻助教讲辩证唯物主义基础课。夜深人静时，他仍在斟酌“本体”与“境界”能否用唯物史观重新拆解。

两年一晃而过，他的书桌上只攒出两本薄册子，论证却总觉得差点意思。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教育部、社科院纷纷来人催稿，冯友兰不得不承认，五年重写大部头的豪语，的确说得太满。旁人看他眉头紧锁，打趣：“先生这是‘言过其实’了？”他苦笑：“学问不是磨豆腐，急不得。”

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与冯友兰分在同一小组。会上，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主张把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抽离历史语境再行阐释。主席听罢点评：“抽象固好，批判更要紧。要剥开外壳，辨其精华糟粕。”两种方法针锋相对，却相逢一笑。散会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叮嘱：“鸣吧，你是百家之一，我的批示都在看。”这种推心置腹，让旁听的小青年颇为羡慕。

随后数年，冯友兰的书稿时写时停。政治运动起落，他的名字几度被抬上又被压下。尤其一九六六年，批斗风骤起，他被请上台，几乎写不出字。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的一句话：“想学唯心史，还得找冯友兰。”才让红卫兵的目光暂时转向别处。谢静宜奉命探望时，老人连声说：“替我谢主席。”声音沙哑，却带着真诚。

风浪未平，他的内心也生出挣扎。七十年代初，冯友兰自评“印章随大流”，在报纸上连连发文，口号大过论证。朋友好言相劝，他苦涩一笑：“人到暮年，还想留些稿纸。”那些文章引来更多眼睛，也埋下了新的祸根。

一九七六年的夏夜，他随众人搬进北大防震棚。同年八月，张家口地震余波未止，江青深夜探视，称赞他“与工农同甘苦”。消息一出，各种议论铺天盖地。冯友兰再一次感到，学者的笔尖有时像利刃，伤人也累己。

一九七九年春，他的“问题”终被澄清。宠辱之间，老人已八十四岁，白发垂肩，眼睛却依旧明亮。他把当年毛主席的回信小心摊开，纸张因岁月泛黄，字迹依旧遒劲。他对外孙说：“老实二字，终生课业。”此后，他埋首书桌，不再立奇诡之论，只求把第三卷稿子尽快完成。

一九八一年秋，冯友兰在病榻旁支起小几，手写“曲仁里七旬自记”，勾勒自己一生的跌宕。那句“老实”被多次提及，他轻声复述，仿佛咀嚼一种味道悠长的药。他终于承认，当年向毛主席夸下五年重写的海口，的确是太浮。虚声说大话，迟早要用岁月填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冯友兰在北京医院静静辞世，享年八十九岁。床头搁着一摞未竟手稿，扉页上赫然写着：“修辞立其诚”。他用尽后半生去追那两个字，也许仍未彻底抵达，可那段漫长而曲折的求真路，终归刻在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侧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