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汉求婚17岁周璇未果，陈赓出面一锤定音选吉日完婚

194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山风吹得格外紧。作战会议刚结束，油灯下地图还摊在桌上，外线作战的任务一项接一项，可在陈赓的心里，却还有一件“内务”迟迟放不下——他那位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参谋长周希汉，到了该成家的年纪，感情问题却迟迟没有着落。

在那样的岁月里，婚姻并不是简单的儿女私情，它关系到一个指挥员的稳定，关系到身边同志能不能放下心来打仗。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悍将，一碰上婚事，时常就变得局促笨拙，周希汉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天，一场看似“仓促”的婚礼，被硬生生从战火与开会中“挤”了出来。促成这桩婚事的人，不是旁人，正是那位笑声爽朗、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赓。

一、战火之中，一桩“夹生饭”的婚事

1941年，华北敌后形势紧张，日伪军“扫荡”“蚕食”不断，部队机动作战频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赓、李成芳等人盯上了周希汉的“终身大事”。

周希汉那年三十出头，早就是行伍老兵，打仗果断，执行命令从不含糊。可身边同志一提到他是“老光棍”，总要半真半假地打趣几句。细一打听，众人才发现，这位参谋长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十七岁的女同志周璇。

周璇当时在机关工作，年纪轻、工作认真，在大家眼里，是个爽快又有分寸的女战士。她与周希汉在工作中接触渐多，印象一点点积累，但究竟算不算“谈对象”，谁也说不清。周希汉一向老实，在感情上更显得拘谨，有心，却不敢往前迈一步。

陈赓得知此事后，特意把几位熟悉的同志叫到一起，一边“开会”，一边给周希汉做“思想工作”。他让周希汉把顾虑说出来，周希汉说得支支吾吾：一是担心年龄差距；二是战事紧张，前途未卜；三是对方到底愿不愿意，他也没有底。

听完这些，屋子里先是一静，紧接着就响起一阵笑声。战场上的勇将，在感情上却像新兵一样紧张，这种反差，让人忍俊不禁。笑归笑，陈赓却不愿让事情就这么拖着。他一边装模作样地掐指头算“八字”，一边半真半假地谈“黄道吉日”，说得神乎其神，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又在不知不觉中替周希汉卸下包袱。

不得不说，这种看似玩笑的方式，背后其实是极细腻的关照。政治干部做思想工作，往往不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而是在轻松氛围里，让当事人敢想、敢说、敢迈出那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周璇对周希汉的印象，确实慢慢发生了变化。

时间一天天过去，战事也在推进。直到有一天，命令下来——南进支队即将组建，周希汉被任命为司令员，准备率部开辟新区。队伍一走，大概就是几个月，前方情况难料，谁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出发在即，人还没上路，心思先被拉回了那个始终悬着的问题：这门亲事，到底算不算数？

这一次，周希汉不想再拖。他约周璇到附近的小山岗上说话，开门见山，把自己即将南下的情况讲清，又直截了当地问：“陈司令问我，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周璇虽早有心理准备，却没想到话会说得这么直接。她年纪不大，脸刷地红了，既不想拒绝，又不敢马上点头。犹豫许久，只好含糊地说一句：“你先放心去吧，等你回来，咱们再商量也不迟。”

这句“回来再商量”，在周希汉心里，却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他兴冲冲地把这番话告诉陈赓，说周璇“已经答应了，只是等我回来再办”。屋里的人听了都替他高兴，唯独陈赓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他想得更远：战场变幻无常，人的心思也会随着环境起伏。今天觉得合适，几个月后，见识不同了，周围人变了，想法就可能发生微妙变化。婚事拖久了，变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于是，陈赓当场拍板：“既然答应了，就不要等回来。今天就定下，今天就成亲。”

有人担心太仓促，会不会办成“夹生饭”，陈赓却正面回应：“咱们吃的就是夹生饭。”这句话听上去像是玩笑，其实是对战争年代现实的一种直言：生活不可能等到一切都准备齐全才开始，很多事，只能在不完美中往前推。

这番话说完，他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去叫各部门领导，准备饭菜，布置现场，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整个根据地指挥系统，就这样在紧张的战时节奏中，为一场婚礼挤出了时间与空间。

二、“黄道吉日”的一锤定音

一边是临时通知的“婚宴”，一边是仍旧懵在当场的新郎。看着周希汉还站在原地，陈赓笑着“催促”：“你怎么还在这里？快去找你的新娘子。别说是结婚的事，就说我有事找她。”

周希汉半信半疑，却也只得照办。周璇接到消息时，以为只是工作需要，赶紧赶了过来。一进屋，她发现不仅陈赓在，周仲英的妻子、机关同志也都到了，气氛和往常不同，却又说不上哪里不一样。

“周璇啊，今晚就留下吃个便饭。”有人热情挽着她的手。

周璇本能地推辞：“不行，我没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这时陈赓开口，说话半真半玩笑：“假已经给你请好了，你们主任稍后也要来。这顿饭，是一定要吃的。顺便把你和周希汉的事，好好商量一下。”

话说到这份上，周璇隐隐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却又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正在她有些局促的时候，门口传来消息：找不到办手续的人。按说，婚事有自己的程序，证件也要按规定办理。可战时环境有限，人也在外面忙工作。

陈赓听后，干脆利落：“那就先办喜事，手续明天再补。”

这话一出，等于是把婚期定死了。周璇这才真正明白过来，连忙摆手：“不行，不行。”

恰在这时，陈赓从外面走回屋，听见这句“ 不行 ”，爽朗一笑：“有啥不行？现在结婚，和等他回来再结婚，不都是一样？我听说那边女同志不少，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他被人抢走？”

这句话说得又直又辣，却也带着一点调侃。周璇满脸通红，小声解释：“我可没说他回来就一定要结婚，我只是说，到时候再商量。”

陈赓并不放松，语气认真了些：“回来再说，也是说结婚的事，现在说，也一样。周璇同志，共产党员说话要算数，言必信，行必果。你别看周希汉老实，可不能让他糊里糊涂。”

这一连串话，既是劝，又是提醒。战争年代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更带着组织对干部生活的安排与关心。周璇面对的是部队首长、同志的共同劝说，她自己对周希汉也并非没有感情，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节奏弄得有些慌。

等李成芳夫妇等人陆续赶到，屋里愈发热闹，氛围逐渐从拘谨变得欢快。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忙着张罗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新娘不见了。

原来，周璇在那种又热闹又逼人的气氛里，内心一下子有些承受不住，悄悄离开了房间，沿着平日里常与周希汉散步的小路，一路走远。她既不是要拒绝，也不是要逃婚，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婚事想清楚。

夜色很快降了下来，山路上渐渐黑了。她倚在树旁，心中翻腾：这门婚事是组织关心下的安排，也有自己的感情基础，可“今天就结婚”，终究超出了她事先的预期。

不久，几道手电光在四周晃动，有人在黑暗里说：“应该就在附近，大家仔细找，今晚找不到，回去也不好交代。”周璇听见这话，明白大家是在找自己，不想让同志们担心，更不愿拖累组织，只能从树后走出，主动跟他们回去。

这段插曲，让人看到了当时女同志内心的矛盾。感情并不排斥，可节奏过快，难免心中打鼓。但也正是在这种犹豫和思量中，个人感情与集体需要一点点磨合出共同的方向。

回到屋里，婚宴照例进行。战士们笑声不断，周璇满脸通红，站在一旁，很少开口。大家都以为她只是害羞，三言两语的调侃后，便改口去“灌”新郎。

那一晚，周希汉记不清自己到底喝了多少，只知道杯子接杯子地端上来，大家一个劲地祝贺他。他在心里明白，这场婚礼来得突然，却是真真切切的幸福。陈赓看他酒喝多了，还特意替他解围：“别把他灌醉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正是黄道吉日”并不是什么迷信说法，而是一种决断态度：在战火连天的环境里，凡能把握的幸福，不必一拖再拖。

三、从“闹情绪”到相携半生

婚礼办完没多久，部队按计划向南开进。等周希汉从新区返回，已经是第二年春天，山野解冻，河水开始涨势。他安顿好部队，向陈赓汇报完工作，正准备找机会休整几天。

陈赓却换了个话题：“叫你休息，不是叫你整天闲着。把周璇同志从行署接回来，这是你的头等大事，明白吗？”

这话说得一点不绕弯。在组织看来，新婚夫妻长时间分离，不利于稳定工作。可周希汉还在盘算该怎么开口、该带些什么，陈赓已经替他想好了“战术”。

“你这个人，没当过大官，也没当过丈夫。”陈赓一边叹气，一边安排，“你不要亲自去，你去了太显眼。让警卫员去就行。顺利的话，她就一起回来了。要是她还有想不通的，你去了，反而把场面弄僵，行署那边的领导也不好办。”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嘱咐：“拿点战利品，挑女同志喜欢的。打仗那点聪明劲，挪一点用到这上面。”

从这一段安排能看出，陈赓清楚周璇心里那点“别扭”。仓促成婚后，很可能还在消化自己的情绪。直接派周希汉过去，未必是好事，反而容易让双方一时下不了台。用警卫员做个缓冲，把情面留足，对谁都好。

警卫员第一次去行署，带着东西，带着首长的意思，却空手而回：“周璇同志说她工作忙，走不开。东西也不要，说不需要。想请她写封信说明，她也没写。”

消息传回来，周希汉心里一沉，脸上却说不出什么，只是低头不语。对于一个习惯在战场上用行动说话的人而言，感情上的这点挫败，远比挨一颗子弹更难受。

陈赓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把过程问得清清楚楚，听完后直摇头：“蠢吧？跟你们首长一样蠢，一点不会说话。下次再去，就算她要把东西塞回来，也不要收，就说拿回去首长要发脾气。回来也别跟你们首长讲，直接向我报告。”

第二次去，战利品果然留下了，人却仍然没回。第三次，行署副主任裴云生和两位处长坐下来，专门找周璇谈话。

谈话内容一点不绕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这么长时间了，该想的都想明白了。就算当时有点仓促，你们毕竟有感情。你现在坚持不回去，难道真要离婚？”

周璇脱口而出：“不是。”

她的回答很干脆，说明心里并没有要断的意思。只是内心那道坎，还没完全迈过去。她解释说，不愿意离开，是因为舍不得这里的同志，想再多待一段时间。

从人的情感角度看，这就容易理解了。她在行署工作，有熟悉的环境和战友，突然被“推”到新婚角色里，还要离开原来的集体，心理上难免有一种失落甚至抗拒。婚礼是热闹的，可热闹过去，个人要面对的生活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

裴云生耐心地劝：“舍不得同志，可以常回来看看。你一直这样闹情绪，不怕老军区那边同志看笑话？”这话说得直白，却说到了点子上——既然不打算离婚，迟早要走向共同生活，总要有个开头。

在一番劝导之后，周璇终于点头同意。那天，她含着眼泪，和身边同志一一道别，站在路口挥手，直到再也看不见大家，才慢慢转身离开。

这一段过程，表面上看是“接人”的反复，其实折射出战时婚姻中很少被写进史书的一面：不是简单的“组织介绍对象，两人马上幸福生活”，而是有犹豫、有纠结、有情感拉扯。干部与战士也都是普通人，只是在时代大潮中，把个人情绪压在了大局之后。

事实证明，这一次“回去”，并不是勉强之举。往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周希汉与周璇在战火与和平之间，相互扶持，信任不疑。战争年代，他们随部队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新的岗位上共同生活。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一次次调动、一次次任务中慢慢磨合出来的，而不是只靠那一场仓促婚礼撑起。

回头看，当年那句“今天就不错”“今天正是黄道吉日”，并没有错在方向上。它只是把本来迟早要走到的一条路，提前踏出了第一步。

四、名字里的时代印记

婚事尘埃落定后，生活在战事与工作之间延续。几年的征战，很快把时间推到了1949年。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在华东的主力被基本消灭，解放大军踏上新的南征之路。

这一年，周希汉接任第13军首任军长，任务是率部南下。出征前不久，家里又传来喜讯——周璇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军营里的喜事，总能抚平一些征战的疲惫。战士们听说军长又添一子，纷纷道贺。不过，孩子叫什么名字，却成了一个小小难题。时代不同，取名的讲究也不一样，在那样的岁月里，名字往往不只是好听而已，而是要寄托心愿、记录时局。

第13军政委刘有光提出了一个颇为贴切的建议。那时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南征，他顺势一说：“既然这个时候出生，就叫‘南征’怎么样？”这个“南征”，既点出了部队的任务，又暗含着一路向前的期望。

周希汉听后爽朗大笑，当场拍板同意。他心里明白，这孩子的出生时间，注定会和这次战役联系在一起，用“南征”来命名，再合适不过。

不久之后，陈赓来13军检查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笑着肯定：“老三叫周南征，很贴切。”话头一转，他与周希汉一家，谈起了孩子们的名字，有意思的是，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隐隐刻着时代的年轮。

大儿子周太安，名字里的“太”，来自太岳抗日根据地；“安”，来自延安。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反攻前夜，局势逐步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那一年，周希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周璇在太岳区怀上这个孩子。等孩子在延安出生时，他用“太岳”的“太”和“延安”的“安”合在一起，取名“太安”，既记下了战争坐标，也寄望于抗战胜利后的“天下太平”。

陈赓当年在延安得知此事，也特地夸了一句：“这名字起得好。”在那个讲究革命情怀的年代，一句简单的肯定，既是对朋友的祝福，也是对共同奋斗岁月的共鸣。

二儿子周太阳，则带着更直观的意味。1946年8月中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发动同蒲战役，围绕同蒲铁路各要点展开战斗。到9月初，赵城、灵石、汾西等县城陆续解放。8月28日，周希汉率领的第十旅攻下赵城不久，就传来家中喜讯——周璇在太岳根据地阳城县生下了二儿子。

孩子的名字再一次与地名结合，“太岳”的“太”，加上“阳城”的“阳”，干脆叫“太阳”。既有地理出处，又带着光明意味。那几年，局势仍然复杂，但前进方向已经愈发清晰，用“太阳”命名，隐约也反映了许多军人心中那种对光亮前途的期待。

到了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美军及其盟军激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希汉一家迎来了第四个儿子。那时全国的气氛，都紧紧围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这种时刻，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很难不与时代主题相联系。

这个孩子，便取名为“抗援”。简单直接，却毫不生硬。名字一出口，人们立刻就能联想到那个冬天冰雪覆盖的朝鲜战场，想到志愿军越过鸭绿江的背影。

从周太安、周太阳，到周南征、周抗援，这四个孩子的名字，串起来就是一条清晰的时间线：抗日根据地、延安学习、解放战争大决战、新中国成立后支援朝鲜，每一个节点都是国家命运的一次大转折。

有人说，从一个家庭给孩子起的名字里，能看出时代的风向，这话并不夸张。在那一代军人心里，小家的喜与忧，很少独立于大家之外。一场婚礼，常常要在战斗间隙里完成；一个名字，往往要承载一段战史、一片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外人看起来，这样的取名似乎有些“硬”，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对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恰恰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他们的日常，就是战役、调动、剿匪、南征北战；他们脑子里最挂念的，是根据地安全、部队补给、阵地得失。在这样的生活中，一个孩子与某次胜利、一段征程绑在一起，反倒显得顺理成章。

时间往前推回到1941年那个秋天，如果没有那场看似仓促的婚礼，没有陈赓“今天就不错”“今天正是黄道吉日”的一锤定音，后面这一串带着时代气息的名字，也许就要另写一番故事。周希汉与周璇半个多世纪的相守，也就少了当初那一次由战火逼出的决断。

战争年代的婚姻与家庭，并不浪漫，却很真切。既有周璇在夜路边倚树沉思的踌躇，也有周希汉酒桌上脸涨得通红的憨笑，还有陈赓一边开玩笑、一边替部属张罗终身大事的爽朗身影。把这些片段连起来，就能看懂一个简单道理：在那个年代，所谓“黄道吉日”，不是天上星宿定出来的，而是人在乱世中鼓足勇气迈出那一步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