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重新认识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践行一种价值观的最佳途径，就是将这种价值观融入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中。在这个方面，历史上的儒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构建出自己宏大完备的观念体系，而且特别重视“化民成俗”，锻造了一种延续两千多年的主流生活方式。

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是传统文化的两种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呈现为两种形态，即作为理论形态的观念体系和作为实践形态的生活方式。以儒家为核心，包含道家、法家、墨家等的思想主张、理论观点，与作为其物质载体的文本典籍，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体系的主要部分。而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礼仪规范、节日风俗、规矩习惯等，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方式上真实鲜活的体现。王阳明诗云“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其弟子王艮则进一步说“百姓日用即道”，此处的“百姓日用”即属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形态的生活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形态，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观念体系中凝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质、核心价值和精神标识，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无为”“自然”，墨家的“尚贤”“尚同”“兼爱”，它们历久弥新，为日常实践提供深厚的理论资源和精神支撑，在时代变换中始终闪耀着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永恒价值。生活方式则是观念体系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如“仁”观念表现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孝”观念表现出的尊老爱幼、孝亲敬长的伦理规范，“礼”观念表现出的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丧祭礼仪，“和”观念表现出的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等。生活方式是促进观念进步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只有被生活实践所理解和掌握了的观念，才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儒家观念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标志，就在于它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将其观念体系融入主流化的生活方式之中。儒家特别强调“教化”民众，认为“善政不如善教”“德教为先”，朱熹的《朱子家训》、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就是这种教化实践的典范。通过古代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儒学大家的身体力行，儒家学说被民众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伦理型生活方式”。基于此，儒家文化的生命活力及内涵才得以不断丰富，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流波余韵在当今社会建设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充分认识文化实践形态研究的重要性

儒家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文化惯性。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念体系，更塑造了一种生生不息、千古一系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在文化传承中具有稳定性、普遍性等特征，不因朝代更替而轻易改变。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意在表明在文明遭受破坏时，可通过乡野百姓的日常生活来实现文化的重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华文化的奥义就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服饰、礼仪之中。即使“不识一个字”，也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中国古代识字率长期不足10%，民众鲜有研读《孝经》者，却能通过尊敬、赡养父母来体悟和践行孝文化；他们很少阅读“三礼”，但借助乡饮酒礼、婚丧嫁娶等仪式，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礼乐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不了解所谓“义利之辨”，却在日常生活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义”的精神发扬光大。因此，相较于观念体系的“观乎人文”，生活方式要达成的“化成天下”更接近文化的本质。

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以人天然的、内生于心的真情实感为基础，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而具有贯通古今的稳定性和恒久价值。儒家强调德性伦理，推崇“君子”人格，追求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性至上、强调规范伦理的个人本位生活方式迥然有别。儒家生活方式深深植根于人对亲情的渴望。钱穆曾指出：“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庭作为儒家生活方式的纽带，向下规范了个人的品格修养、道德学识，如孔子所言：“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向上则与国家盛衰、天下兴亡联系到一起，“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烈士之爱国也如家，奉君也如亲”，正是其家国情怀的体现。这种以伦理为核心、以情感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既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相契合，也为现代性危机背景下个体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

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归宿

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文明素养，也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对国家与社会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把关注点从文本典籍、思想谱系、学术脉络中解放出来，转向生活方式，将目标人群从学者、期刊编辑、评价机构等转向广大民众。

长期以来，学界的精力集中在对经典文本的整理和探讨上，偏重传统文化的理论形态研究而对实践形态的生活方式力有不逮。如汤一介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说，庞朴的“一分为三”论，张立文的“和合学”，蒙培元的“情感儒学”，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陈来的“仁学本体论”，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等，都侧重理论建构，沿着朱熹、王阳明等先贤往圣的哲学思想“接着讲”。这虽然有利于增进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但难以使其走向大众，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近年来，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田野调查、口头诗学、跨文化研究等方法逐渐被应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无形中促进了对传统文化实践形态研究的开展。但此类研究大多以外来的概念理论为预设，注重功能－结构分析，缺乏对生活实践背后文化价值的挖掘。研究者通常作为“他者”参与到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生活中，侧重对其的观察、记录、解释，在推进民众主流生活方式的建设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开展一种旨在重新认识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研究已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