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当中，为什么宋史的篇幅最长？字数最多？

公元一三四五年，当那一摞名为《宋史》的巨型卷宗摆上元顺帝的案头时，场面着实有些吓人。

这一套书的体量实在太夸张了。

全书足足四百九十六卷，字数冲破了五百万大关。

五百万字是个什么概念？

咱拿大家熟悉的做个对比。

司马迁写《史记》，那是贯穿几千年的通史，也不过五十多万字。

班固的《汉书》，被公认为断代史的标杆，撑死也就八十万字。

你要是想凑够一部《宋史》的篇幅，得拿十部《史记》或者十三部《三国志》摞在一起才够分量。

照常理推断，这么大排场的著作，怎么着也得是个震古烁今的传世经典吧？

可偏偏事与愿违。

在二十四史的大家族里，这套书的口碑简直跌到了地板上。

后来的学者提起它，嘴里蹦出的评价就一个字：烂。

糙得没法看。

毛病多得让人头皮发麻：内容杂乱无章，前后逻辑打架，甚至出现过同一个人在这一卷有个传记，翻几页在另一卷里又冒出一个传记的笑话。

这就好比你去查人事档案，发现同一个同事有两份完全不一样的履历表，连名字写法都没对上。

怎么会搞成这副德行？

其实，这都是借口。

这场惨剧的根源，卡在了三个要命的岔路口上。

这事儿，还得从那场足足吵了六十年的架开始唠。

把时钟拨回到南宋刚倒台的那会儿。

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新朝坐了天下，头等大事就是给前朝修史。

这不光是为了总结前人的得失，更是为了给自己正名——我给你写传，说明我是接你班的，这皇位坐得名正言顺。

忽必烈自然明白这个理儿。

南宋那边刚咽气，他这边就拍板要修《宋史》。

要是换做普通的改朝换代，这活儿轻松得很。

找几个老学究，翻翻旧档案，两三年也就完事了。

可元朝碰上的这盘棋，是个死局。

项目刚一启动，立马就在第一个岔路口撞了墙：到底谁才是“正统”？

这在当时可是个碰不得的政治高压线。

因为在宋朝存在的那三百年里，这片土地上热闹得很。

辽国、金国、宋朝，这三家可是长期并存，谁也不服谁。

修史官要想动笔，先得把两个问题捋清楚：

头一个，辽、金、宋这三家，谁是爹，谁是儿？

换句话说，谁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老大？

再一个，北宋和南宋，算不算一家子？

要是算一家，那南宋是不是就成了躲在角落里的割据小政权？

这两个问题，根本没法答。

为啥？

因为背后的利益纠葛太深了，动谁都要炸。

当时元朝的朝堂上，那是大杂烩，既有汉人当官，也有大把的契丹、女真贵族。

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拍了板，定宋朝为正统，把辽金打成“伪政权”（也就是在书里把辽金当成番邦来写），那辽金出身的官员当场就得炸毛。

凭什么我祖宗成“伪”的了？

这就等于承认他们在政治上低人一等。

反过来说，要是学当年南北朝修史的路子，搞个《南史》《北史》，尊辽金为北朝正统，把宋朝当南朝看。

那汉地的读书人更不干了——大宋三百年的辉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这两拨人，谁也别想说服谁。

这一僵持，就僵持出了一个漫长的“垃圾时间”。

忽必烈活着的时候没定下来。

既然定调子的人不说话，那底下的活儿自然没法干。

大伙儿只能磨洋工，搜集点旧纸堆，整理点名人八卦。

忽必烈一走，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轮流坐庄。

这三位爷加在一块儿，统共才干了二十多年。

龙椅还没捂热乎就换人了，谁有那个闲工夫去管修前朝史书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破事？

更要命的是，等元仁宗一死，元朝高层彻底乱了套。

短短十二年，跟走马灯似的换了七个当家人！

在这种高层动荡、人头落地的局势下，修史这种烧钱又不产粮食的项目，自然就被扔到角落里吃灰去了。

一直熬到公元1333年，元顺帝登基。

这会儿，距离南宋灭亡已经过去了快六十年。

六十年意味着什么？

那是整整两代人的光阴。

当年那些在辽、金、宋生活过的老一辈，绝大多数都已经进了棺材。

这倒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当事人都死绝了，情绪也就没那么冲了。

当年那种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正统之争”，火药味淡了不少。

元顺帝觉着火候到了，于是把丞相脱脱叫来，让他重启这个烂尾工程。

就在这会儿，历史走到了第二个关键岔路口。

脱脱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时，发现虽然吵架的声音小了，但那个理论死结还是解不开。

只要你想把这三个朝代塞进同一本书里，你就必须得排个座次。

这时候，脱脱拿出了一个极具“蒙古风格”的解决方案。

既然大伙儿争的是“谁是正统”，那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不就结了？

脱脱的路子野得很：不做单选题，我全都要。

宋、辽、金，三家全是正统。

我不搞什么《三朝合史》，我就整三本独立的书——《宋史》《辽史》《金史》。

大家都单独立户，都有自己的皇帝本纪、大臣列传。

谁也别想压谁一头。

这个拍板，直接把吵了六十年的架给终结了。

从办事效率来看，脱脱简直是个天才。

他绕开了最难啃的骨头，让项目瞬间提速。

公元1343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三年，修史大业正式开工。

可要是从史学质量上看，这招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雷。

因为不再需要从宏观上去搭建一个统一的历史框架，也不用费劲去考证谁真谁假，编修官们的心态彻底崩了。

既然领导要的是“快”，是“别吵吵”，那咱们还费那个劲去考证干啥？

于是，整个修史班子琢磨出了一套最省力气的干法：剪刀加浆糊。

但这会儿，脱脱定的调子是“各回各家”，大家不用打架了。

既然不用打架，那也就不用统一口径了。

史官们干脆把能找到的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成段成段地往里搬。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史》能膨胀到五百万字。

因为它几乎就是把宋朝的原始档案馆给搬了一次家。

要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或许还能在搬运之后做个精装修。

可惜，老天爷没给元朝这个机会。

这就撞上了第三个要命的关口：天灾人祸。

就在公元1344年，也就是修史刚开张一年，出大事了。

黄河决了口。

那一年的黄河大泛滥，成了元朝崩盘的导火索。

为了堵口子，朝廷强行征发了几十万民工。

这几十万人凑一块儿，再加上天灾，直接把那场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给点着了。

整个大元帝国瞬间风雨飘摇。

更倒霉的是，作为项目总指挥的脱脱，因为朝廷里的政治倾轧和治河不利，在这个节骨眼上被逼辞职回了老家。

主心骨一走，原来的精英班子也散了大半。

朝廷临时抓壮丁，换上来个新负责人，叫阿尔拉·阿鲁图。

这位老兄接手的时候，心里估计有一万头羊驼在奔腾。

外面是红巾军造反，家里是朝政乱成一锅粥，没钱没人。

这会儿他的决策逻辑简单粗暴：赶紧结项，越快越好。

如果说脱脱是为了平衡搞妥协，那阿鲁图纯粹就是为了交差搞糊弄。

剩下的活儿，基本就是在一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状态下赶出来的。

史官们连最起码的校对都省了。

他们把手头现有的材料，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全塞进书里。

宋朝虽然没了，但留下的档案那是浩如烟海。

北宋各朝都有《实录》，南宋虽然丢了一些，但也有大把的《日历》和《中兴四朝国史》。

元朝的史官们，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采取了“全盘照收”的态度。

这就导致《宋史》里全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低级失误。

举个例子，因为抄的是不同来源的原始档案，一个人在《哲宗实录》里有一段记载，在《徽宗实录》里又有一段。

修史的人懒得核对，直接把两段都抄进去，结果就是一个大活人在《宋史》里占了两个传记坑位，甚至连生卒年都对不上号。

再比如，很多打仗的过程，直接照抄宋军前线将领的战报。

大伙都懂，将军为了邀功，战报那都是注了水的。

元朝史官也不去查证，闭着眼抄。

结果读者一看，宋军每场仗都打得威风八面，杀敌无数，最后莫名其妙就把国家给打亡了。

这种逻辑上的硬伤，在《宋史》里随处可见。

只用了两年半。

一部五百万字的巨无霸，就在这种内忧外患、敷衍了事的状态下，匆匆忙忙杀青了。

那会儿，朱元璋甚至都已经跑到皇觉寺去当和尚敲木鱼了。

元朝的气数，也就剩下最后那二十多年。

可是，历史这玩意儿充满了讽刺。

恰恰是因为元朝史官的“懒”，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不考证”和“全盘照抄”，反倒成就了《宋史》独一份的价值。

而《宋史》不一样。

它太糙了，糙到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宋朝原始档案的模样。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没经过整理的数据库。

很多在其他朝代会被史官大笔一挥删掉的繁琐细节，在《宋史》里都侥幸活了下来。

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这反倒成了捡漏。

咱们今天能知道宋朝那么多的细节，能还原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当年元朝史官的“不负责任”。

他们本想偷个懒，却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座没经过雕琢的史料富矿。

这笔账算到最后，居然是后人赚翻了。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