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猛攻蓝营、一边狠踢绿营,被人叫“嘴炮王”,也时不时讲出一些相当夸张的话。
早在2023年,他就不止一次放话:“大陆要是敢对台湾动手,我随手就能让对岸瘫痪。”
他说得有模有样,甚至细化到了“每年选一天瘫痪大陆高铁或ATM”,但这套说辞究竟有多少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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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场抛出一个大计划:要砸1000亿新台币搞所谓“网军”,还把两岸对抗说得像按键盘就能决胜负——今年让对岸高铁停摆,明年让ATM瘫痪,话里话外就是“你敢动手我就搞你”。
那一刻掌声当然多,因为这种话不需要证据,只要能刺激情绪就行,但问题在于,真把它当成可执行的方案,就有点离谱。
现代社会的金融系统早就不靠“ATM吐不吐钞”来维持运转,移动支付、线上转账、清算网络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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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更不是随便黑进去就能停的玩具,调度、信号、电力、站控一整套系统层层隔离、权限分级,还有大量线下人工处置和备份预案。
网络攻击当然存在,也可能造成局部混乱,但把它说成“随便就能让一个庞大经济体瘫痪”,更像演讲时的“爽点”,不是现实里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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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得直白一点:真要搞这种事,最先承受后果的,往往是自己这边的关键基础设施,因为岛内电信、供电、政务、金融的抗打击能力和纵深条件都有限。
一旦升级成对抗,风险不一定按你设计的剧本走,狠话可以喊,代价却不会因为你嗓门大就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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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经营一种“非典型政客”形象,讲话冲、转弯急、前后跳,看上去像不按套路出牌;遇到争议,就把它包装成“我就讲白话”“我比较直”。
这种人设的好处是:普通政客说错一句话要付很大代价,他却能用“我就是这样”来稀释责任。
于是你会看到他在很多议题上频繁丢出极端句子:一会儿谈主权、渔权,一会儿谈核污水,一会儿又把两岸对抗说成“键盘一按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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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放在别的政治人物身上,早就被追着问到底有没有依据、有没有政策配套,但他靠“柯式风格”常常能把质疑化成流量。
更关键的是,这类“1000亿网军”的说法,很多时候并不是说给对岸听,而是说给选民听:在蓝绿对撞的夹缝里。
他需要让自己的“第三势力”显得有存在感、有攻击性、有卖点,最好还能让支持者觉得“终于有人敢讲”。
他也爱提“刺猬战略”这类听起来很硬的词,但真正的防卫能力不是靠口号堆出来的,背后需要长期投入、工业体系、训练动员、情报网和盟友协调,不是开口就能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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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这套打法就是用情绪换舞台,用夸张换镜头,用争议换热度,至于能不能落地,先放一边再说。
现实最讽刺的地方在于:政治场上,你喊得越凶,越容易把自己推到更危险的位置,后来台北地产相关弊案发酵,他的“清廉医生”招牌被撕开,司法调查、羁押与保释攻防接连上演。
过去他可以在台上对着镜头指点江山、把对抗说得像游戏,现在却要面对一套冷冰冰的程序:证据怎么认定、是否有串证之虞、限制措施怎么执行,这些都不会因为他会演讲就改变。
更难堪的是政治层面的冷暖:曾经可以互相借力的人,形势一变就可能转身不认;你以前骂别人“卖国”也好、讥讽别人“骗票”也罢,等你落难时,别人未必会给你留台阶。
这类剧情在台湾政治并不陌生:今天盟友,明天对手;今天风口上的英雄,明天就可能成了麻烦本身。
他在父亲病重期间受限制探视、在押解下见最后一面,以及后来情绪化的言论,这些细节不管具体过程如何,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
当一个人把政治当成押注,把红线当成弹簧,把狠话当成筹码,最终往往不是“震慑了对手”,而是把自己越推越窄。
对支持者来说,听到的是“很解气”;对社会来说,留下的是更高的对立和更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自己,最可能得到的回报不是掌声,而是代价。
笔者认为:
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智商超群”的人设,却在最关键的常识问题上犯了低级错误;他用极端的言论去博取流量的红利,最终却被流量反噬,成了政治斗争的祭品。
那个关于“瘫痪大陆”的狂言,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句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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