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人消费不过3亿人？美国的高消费是以压缩投资和生产为代价的

“14亿人消费不过3亿人”，这是某些中国经济学者抛出来的观点。虽然《经济学人》的文章中称中国的商品消费规模已经是美国的数倍，中国几乎每种消费品的需求都占全球需求的20-40%。

2023年，中国的汽车销量为3000万辆，美国为1550万辆，中国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34亿部智能手机，是美国1.44亿部的三倍。中国的肉类消费量是美国的两倍，海鲜消费量是美国的八倍，中国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消费者在奢侈品上的花费是美国消费者的两倍。

有人说，美国服务消费比中国要高，可美国的服务消费支出中大部分都是硬性的痛苦支出——房租、医药费、保险费和律师费等。

当前中国的商品消费能力远超美国，这是明摆着的事。那些抛出“14亿人消费不过3亿人”观点的学者又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呢？

他们通过混淆概念来糊弄缺乏经济学常识的普通大众，他们故意将消费率与消费能力等同起来，或者暗示消费率高就意味着消费能力强。美国的消费率确实比中国要高得多，如果消费率等同于消费能力，那么美国的消费能力远超中国的说法，也就说得过去了。

消费率是指消费占GDP比重。GDP是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表征生产的参数，那么消费占GDP即消费率，也理应是一个表征生产的参数，而不管是用生产法还是用支出法来计算GDP。

消费率实质上表征的是消费品的生产或供给，与消费能力或消费需求并无任何直接关系。消费率高并不意味着消费能力强，提高消费率并不意味着扩大消费需求。

当然，当前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消费相对不足问题，而美国的消费相对不足问题却没有显现。这也给了那些抛出“14亿人消费不过3亿人”的观点，鼓动中国学美国那样促进消费的学者一个借口。

美国在促进消费方面是否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呢？美国的消费相对不足问题不再显现，在根本上是通过压缩投资和生产来实现的。

疫情之前，美国经济长期陷于低通胀困境，美联储将利率降至为零都无法有效提振通胀。疫情过后，美国经济虽然摆脱了低通胀困境，但是通胀的提升并不是缘于需求旺盛，而是供给受限。如果美国依然能保持了四五十年前那样高的投资率，如果美国没有“去工业化”，如果美国的生产能力如中国般强大，那么美国经济的消费不足问题只怕是比中国还要严重得多。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是通过压缩生产来解决消费相对不足问题的。

后期，随着技术进步，生产供给增加，美国经济还将会面临低通胀困境，美国只有更进一步降低投资率压缩生产，才能平衡生产与消费。

美国是通过减少投资压缩生产来平衡生产与消费，受消费不足问题的长期拖累，几十年来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不断下降，消费率则因此不断上升，这是美国消费率非常高的直接原因。在净出口一定的情况下，投资率与消费率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前一些经济学者极力鼓动中国学美国依靠大幅提高消费率来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如果中国采纳了他们建议，后期中国的生产增长能力将会被严重削弱，这相当于自废武功！

消费和投资并非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促进消费，而非降低投资率压缩生产。

在促消费的问题上，中央的思路十分明确，那就是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

只有改善劳资收入分配，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的所有的促消费手段都无法真正有效促进消费，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不足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否则西方国家经济就不会因长期消费相对不足而导致投资和生产规模持续相对萎缩。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减少投资压缩生产来解决消费相对不足问题，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的。

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分化。当收入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就会相对被严重削弱。减少劳资收入分配不平等，能够有效扩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消费。

在存在消费相对不足问题情况下，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降低资本收入占比，并不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在存在劳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降低资本收入占比，并不会导致投资率下降。

资本收入不止包括利润，还包括利息、租金等。工资增长带来消费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减少的是其它的资本收入。因而在一定条件下，提高劳动收入，降低资本收入，并不会导致企业利润和投资减少。

如下所示：

劳动收入占比提高→消费增长→企业产品需求和利润增长→企业投资增长→国民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居民消费增长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企业利润占比提高→租金、利息等资本收入占比下降

提高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提高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可以降低工资的边际效用，因为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对于没有特别技能的劳动者群体来说，要么其劳动力供给会减少，要么实际工资水平得提高。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可以避免因“木桶效应”所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弱化。

近几年，我国正在大幅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在增加普惠性福利的同时，也在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短板”。已经连续两年提高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育儿补贴”已经开始发放，学前教育免费也正在逐步推行，近期又出台了全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

随着我国实际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的不断改善，消费不足的问题终将能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