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丞能架空知县吗？以明朝为例，看看两者差别有多大？

有人说，古代的知县（县令）和县丞是正副职关系。县丞相当于“常务副县长”，够厉害的话，可以架空知县，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我可以斩钉截铁的说，没有这种可能，知县和县丞的地位差别非常悬殊，知县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县丞治的死死的。县丞架空知县，那是穿越小说看多了。

我们以明朝为例，来剖析下两者之间的差距。

我们首先来看权重。

县作为最基层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县的主官即知县有绝对的权力，是该县唯一的权力核心。

明朝交通通讯不便，上下级单位之间联络沟通不便，如有紧急情况，上级无法及时了解情况和提供支持，因此，县一级的地方主官必须拥有绝对权威，其政令才能在本县畅通。如果有人分权，该县立即会因没有上级的裁决而陷入内斗和瘫痪状态。

明朝的有一套特有的反腐制度，知县必须离家五百里任职。如果不给知县绝对权力，很容易被当地大户勾结主簿、典史和 胥吏等架空。

县令作为一县行政长官，总揽民政、司法、财政、教育等全部政务，其职权具有“全面性”和“最终决策权”。

县丞的权力依附于知县。《明史.职官》：“ 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其杂职皆因事而置” 。这项规定并不等于 今天的“班子分工”， 县丞、主簿只能在分管领域协助干活，却没有决策和签字的权力。小的县还不设县丞和主簿。

县衙的所有开支，由知县一支笔决定；县内所有诉讼，只能由知县受理，其他人连接状子的权力都没有。

知县一般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知县在品级上比县丞直接高一个等级，而不是半个等级，这就是为了凸显其权威。知县和县丞，完全不是今天的正副职关系，而是一种层级上的差别。知县和县丞是直接上下级，没有现在的“班子成员”的说法。知县有法定的“一言堂”的权力，可直接做出任何决策，连开会讨论走形式都不需要。

其次，我们来看出身和前途。

明朝是极其看重科举出身的朝代。非翰林不入内阁，非进士出身能位居三品以上的仅海瑞、严世蕃等十数人而已，海瑞等也至少是举人。

科举正途出身几乎成了官员升迁不可逾越的鸿沟。明朝的前期，知县大部分由举人担任，小部分为进士。宣德之后，随着进士数量增加，知县主要由进士担任。进士出身的官员，前途一片光明，绝大部分都能做到知府，有相当一部分能升为布政使、六部侍郎甚至尚书。即使只是举人出身的知县，也算是“科举正途”，升为知府的也有相当比例。

县丞则基本上为贡生，纳捐出身，只有少部分是举人。他们的前途能一眼看到头，整个明朝，县丞后来能做到知州或者府同知（正六品）的都凤毛麟角。

县丞上升有多困难？ 根据《明代职官年表》统计，宣德至嘉靖年间，全国有1300多个县，每三年，仅十余人从县丞升迁到县令（三年一考评），仅占全国县丞总数的1%左右。这些晋升为知县的县丞，还大多数是举人出身。整个明朝，从县丞升到县令的人也不到5%，更不用说能成为知县的上司了。

如此的差距下，县丞只有脑子烧坏了，才会对知县使坏。现在的官场，职位升降是很正常的，副县长很可能后来居上，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县长的上级。科举时代，县丞基本上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县令的上司，成为知县都极其困难，门槛卡得死死的。

即使是知县出缺，朝廷也是派人署理（暂代），直到新知县到任，一般不会让县丞直接顶上。即使让县丞暂时管理一下县里事务，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主持工作”。县丞临时管理县务，在审理案件时，只有审判权，没有定罪权，要把卷宗送知府衙门定案；对于钱粮，只能登记造册，每月上报，没有签字支出的权力。一般的情况下，县丞也绝对不会在这种“权力真空期”过一把“知县瘾”，要敢越权，不仅上级会处罚，新知县到任后也会秋后算账。

明朝的官职如此设计，就是为了保障了知县的绝对权威。县丞等别想使坏，要使坏的话，即使把知县搞倒了，也轮不到你接位。知县以上大都是科举正途出身，看不起“杂途”出身的“ 佐贰”， 自然会同仇敌忾，县丞敢整倒知县，大把人会收拾他。

我认为，明朝的科举和任官制度非常合理，进士和举人能力都不至于很差。通过考试来设置门槛，避免了潜规则盛行和勾心斗角，避免了乱七八糟的人混入队伍，升官比正途还快。

知县对县丞的全面官场仪式感压制。

在县衙大堂审理案件时，知县坐北朝南，端坐于桌案之后，县丞只能在侧面设一个椅子坐着旁听。知县问话，县丞得恭恭敬敬站起来回话，口称”堂尊“。知县不叫他坐下，县丞不能擅自落座。

县衙的大堂是举行重大仪式和问案的地方，二堂则为知县的办公地点，內衙则为知县的生活区。县衙的整个中轴线都属于知县的领地。县丞另有“佐贰官廨”，在仪制上与县衙相差甚远，分驻城外的县丞即便因公务需暂留县城，也只能在县衙“外廨”（如“宾兴馆”）暂住，不得进入知县的私人居住区域。这种规定旨在维护正官权威，避免“僭越”之嫌。

出门公干的礼仪也是差距相当大。

《明会典》记载，县令出门可配“知县正堂”漆金官衔牌，青旗二面，铜角一对，可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出行，有成群 皂隶前呼后拥 。县丞只能骑马或者步行，一般只有两三名衙役跟班，临时办公时，只能在场地悬挂“县丞”字样的无漆金小木牌。

两者出门的仪仗差别巨大，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谁来了，该对谁行礼，大家清楚得很。不像后世，老百姓看到一溜小汽车都差不多，也不知道哪辆车里出来的人官大。

礼仪上的压制，实际上也是树立知县的绝对权威，让知县在心理上就占有巨大的优势。

最后，我们来看看，知县和县丞如果出现冲突会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知县和县丞不会起直接冲突，县丞一般都会顺从唯知县马首是瞻。县丞对知县不满，大多是消极怠工来表达不满，绝不会去争权。聪明的知县也会给点甜头去安抚县丞，鼓励县丞卖力帮忙干活。

知县整治县丞有很多种办法。虽然县丞也是吏部任命的，知县无法将其罢免，但考评的时候，知县的评语却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意见，如果知县对其评价不高，县丞连那1%的升迁机会都没有了，还会被调到更差的县继续做县丞。

知县还可以把县丞发配到边缘山区去办公。明正德年间，某知县就以 “加强边境缉捕”为由，将县丞移驻至距县城百里的乡镇办公。这种移驻，偏偏还合理合法，县丞不得不屈从。

明朝的法律是严禁“越诉”的，县丞对自己遭遇不公，也不能向上级反映。如果因为个人遭遇向上级投诉，只会得到一顿训斥，甚至会被调到更差的县。只有在知县出现“谋逆”，严重贪污受贿行为，救灾等紧要事项有重大差错时，县丞才可以向上级检举揭发，还要详述事由、证据及法律依据，监察官员核查属实后，可直接启动对知县的弹劾程序。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明朝知县与县丞的差异，本质上官僚体系层级化和功能分化的体现。知县是县级行政的核心，凭借科举正途出身、全面的职权配置、绝对的权威、广阔的晋升空间以及待遇、礼制上的压倒性优势，成为一个县的绝对权力核心，是朝廷与基层的关键枢纽；县丞则作为佐贰官，以杂流出身、有限职权及狭窄晋升路径，承担具体事务执行角色。这种“主辅分明”的制度设计，既确保了中央对基层的有效控制，也维持了官僚体系的稳定运行。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现在的行政体系来套用明朝的官僚体制。明朝的县丞，不但不是“常务副县长”，连“副县长”都不是，用“助理”这个词形容可能更合适一点。

知县对于县丞，是一种断崖式的全面压制，如果知县还能被县丞架空，我都不知道他的举人或者进士是怎么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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