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没成“石达开第二”？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大渡河，岷江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纵贯川西，两岸雪山绵亘。每年化雪季节，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难以架桥。又因沿岸渡口稀少，易守难攻，自古被称为川康天堑。

1863年5月12日，翼王石达开率4万太平军来到大渡河畔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渡口。彼时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拟渡江。

不料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太平军次日抢渡，皆因水势太猛而失败。

三天后，清军杀至紫打地，石达开携重金游说当地的两位土司，欲求让路渡江。然而利益之交薄如蝉翼，经不住半点风雨。两个土司很快又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收买，出兵协助清军夹击石达开。

6月初，太平军进退失据，粮尽草无，陷入绝境，锐减到不足7000人。石达开为保余部性命，投降清军，后被清廷处死。太平军余部也因骆秉章言而无信，惨遭屠戮。

72年后，中央红军来到了昔日的紫打地。

面对同样的场景，蒋介石当即想到了石达开。他一面启动舆论机器，将红军比作走投无路的太平军，说“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

毛泽东也想到了石达开。他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多次给红军指战员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

为了不做石达开第二，教员确定下一步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

但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当时正值大渡河汛期，河水陡增，安顺场河面宽约百米，深7~10米，无法搭建浮桥。

并且河底乱石参差，形成无数漩涡，水性再好的人也做不到涉水而过，只能划船。

而大渡河水深流急，这就导致渡船不能走直线，必须先把船拉到上游一公里处，由经验丰富的艄公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斜冲到对岸渡口的石阶。如果偏出一点，撞到渡口两侧的石壁上，就会船毁人亡。

更麻烦的是，老蒋通过飞机侦察，掌握了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早就下达坚壁清野的命令，要求大渡河南岸所有渡船、粮食以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销毁。

红军不是神，没有船，也只能望河兴叹。

1935年5月24日晚上8时，红1师1团冒雨急行军70公里，来到距离安顺场5公里的一个山坡上。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

这一路上，如何搞到船，成了压在刘伯承心里的石头，连睡梦中都不断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也就是说，红军其实来晚了。

但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因为安顺场当地的一个恶霸参与，改写了红军的命运。

这个恶霸叫赖执中，安顺场街上一半的房子都是他的财产。

得知韩槐阶要烧街，赖执中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很简单，万一红军不来，老子找谁索赔？是找蒋委员长、刘司令，还是找你韩槐阶？

韩槐阶拿赖执中没辙。两人争执一番，达成协议：安排探子提前观察，发现红军到了安顺场就立即放火烧街；红军不到则不烧街。

晚上10时，红1团团长杨得志找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获悉赖执中在岸边偷偷保留了一条渡船，准备随时开溜。

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刘伯承指示杨得志和红1团政委黎林：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

根据分工，杨得志率1营夺取安顺场，黎林带2营牵制下游的国军。3营为预备队，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此前一天，红5团夺取了距安顺场30余里的大树堡，在那里造船扎筏。韩槐阶以为红军要从大树堡渡河，放松警惕，因而1营发动突袭时，川军都在屋内唱戏、拉琴、打麻将，毫无防备，战斗不到三十分钟就结束了。

5月25日凌晨3时，1营找到了赖执中留下的渡船。刘伯承获悉情况，指示杨得志天亮后实施强渡。

天亮后，雨过天晴。杨得志把挑选突击队员的任务交给了1营长孙继先。

谁都清楚，即将开始的渡河是冒着枪林弹雨、顶着激流险滩为红军杀开一条通路的生死战斗。很可能有去无回。

但1营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争做突击队员，毫不相让。孙继先一时很难确定人选。最后是聂荣臻发话：“算了，不要争了，就由营长下命令，叫谁谁去!”

孙继先和杨得志商量片刻，宣布了渡河突击队的17人名单，他们2连连长熊尚林，2排排长罗会明，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也有说是十八勇士，包括了营长孙继先）

5月25日早晨7时，强渡开始，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对岸川军的密集火力在激流中前进。

为了掩护突击队，南岸轻重武器同时开火，炮兵连连长赵章成的迫击炮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用两发迫击炮弹就炸掉了北岸的碉堡。

突击队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起冲击，刘伯承、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自己，以分散川军火力。

忽然，川军的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渡船剧烈地摇晃，飞快地滑出几十米，撞到了一块礁石上，如转盘般旋转起来，再往下滑，就是接连几个大旋涡。渡船一旦滑到漩涡中，很可能翻船。

船只有一条，一旦船翻，不仅首批强渡的勇士会牺牲，后续部队也会陷入和石达开一样的绝境。

南岸的人们不由地对船工大喊：“撑啊！撑啊！”

司号员为了给船工们鼓劲加油，都忘记了吹号。

红一军团组织部长肖华赶紧从司号员手中取过号来，挺起胸膛吹起来，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冲锋号。

就在这时，四名船工从船上跳下，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四名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一阵搏斗，渡船终于再次前进，7米、6米、5米……渡船逐渐靠近对岸。

17名勇士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抢占渡口工事。

但川军的抵抗非常顽强，死守不退。杨得志看到对岸村子里有一股援敌涌向渡口，命令赵章成开炮阻击。

“轰，轰！”两声巨响，赵章成射出的迫击炮弹，又不偏不移地砸中敌群。

接着，机枪排排长李德才也精心瞄准，操控重机枪将援敌打得四散而逃。

在南岸火力的掩护下，渡船终于靠岸，17位勇士手持大刀，跳上岸去，左劈右砍，杀得敌人溃不成军，成功占领渡口。

这会儿时间就是生命，渡船旋即回到南岸，一船又一船地将红1团战士运向对岸。

北岸的红军则乘胜追击，又缴获了两只渡船。

就这样，至5月26日上午10时，红1团全部横渡大渡河。

可是红军有3万人，照这个速度，要想全部过河，估计得一个月。老蒋此时已经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国军向安顺场推进。时间不等人！如果不能另寻他路，红军还是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冥冥之中，又一个神奇的事儿来了。

当年石达开兵败时，一个叫宋大顺的年轻秀才目睹了全过程。

此后几十年，宋秀才常常思考，如果再有一支军队被困于此，应该如何绝处逢生？

随着见识和学问不断提升，宋大顺在心中推演出了一个大概的答案。

如今宋大顺见到红军在几乎相同的位置被大渡河拦了道，忽然之间，他尘封的记忆被唤醒，决定将毕生推演的生路，交给能扭转乾坤的天命之人。

5月26日中午，军委来到安顺场，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附近村庄走访，找到了宋大顺。

当晚，两名警卫员搀扶着宋大顺来到教员住处，指出红军要想脱离险境，必须迅速沿大渡河逆流而上，夺取泸定桥！

教员当即决定：以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从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天半内赶到泸定桥；以红一军团军团部、红2师和红五军团为左路军，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三天内赶到。

但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160公里行程，左路军必须三天赶到，太困难了。

因此教员也做了最坏打算，万一无法会合，由刘伯承、聂荣臻率右路军到川西地区打游击，开辟根据地。中央和左路军在川康边继续活动，寻机北上。

5月27日拂晓，红军两路人马经过短暂休息后，以急行军速度奔向泸定桥。

大渡河上游河面不宽，两岸可以隔河对射，沿途还有小股敌人阻击。左路军的前锋是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红4团，为了避开川军的火力封锁，红4团被迫绕道爬山前行，一天时间才前进了40公里。

5月28日凌晨5时许，军团通讯员送来新命令，限左路军于5月29日前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剩下的120公里，红4团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走完。

红4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简单商量后，向全体人员下达命令：坚决在5月29日早晨6时前赶到泸定桥，夺取桥梁，完成为红军开辟通路的任务。

敌情袭扰还只是小问题，紧接而来的天险拦路、身体透支和夜间行军才是大麻烦。

左路军的行进路线，有不少路段是盘旋在悬崖峭壁之上的羊肠小道，当天又正值大雨滂沱，山洪暴发，红军蹚水行军，一不留神就会失足坠入悬底。

红4团官兵行军一整天，粒米未进，饥肠辘辘，十分疲劳。有的战士困得不行，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到了后来，掉队的战士越来越多，全团干脆解下绑带，每人以绑带相接，连接成一条长索，拉着前进。

右路军前进的道路同样崎岖难行，左侧是大渡河，右侧是山体，有的路面就在河水里面，有的路面又在峭壁中间。而此时，敌人已向泸定桥增兵。

5月28日，川军第4旅旅长袁国瑞率部到达大渡河右岸的龙八铺（今泸定县兴隆乡），获悉红军正兵分两路夹河而上，袁国瑞即令第11团阻击红军右路军。又命第38团火速开往泸定桥布防，38团随即连夜点着火把向泸定桥开进。

到了晚上，天黑不见五指，由于担心暴露，指战员们只能手拉手，摸着岩壁前行，一步一挪，行进十分艰难。

面对这种状况，杨成武忧心忡忡：“这样不行，天亮前肯定赶不到目的地。”

“是啊。”王开湘也是愁漫心头：“得想个法子才行。”

正谈论间，突然有人惊呼：“火把！对岸有火把！”

杨成武和王开湘一看，立刻明白，这是增援泸定桥的川军第38团。杨成武突然灵机一动，敌人可以点火把，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于是，杨成武立即命令部队将附近村庄老乡家的竹篱笆全部买下来，要求行军时，每班点一个火把，不许浪费，点燃火把后的行军时速必须在5公里以上。

为了应付对岸川军的盘问，杨成武又选出几个四川籍的战士与刚俘虏的川军，预备和对岸川军“对话”。

一切准备妥当，红4团点起火把，向前挺进，行进速度果然明显加快。

走了不一会儿，对岸川军喊话：“啥子部队？”

川籍战士按照俘虏给出的暗号回答，对岸认为红4团是“友军”，不再问话。

深夜12时左右，对岸的川军走不动了，就地宿营。这可真是天赐良机，红4团随即加快步伐。

就这样，5月29日早上6时，红4团按时进抵泸定桥西岸，并消灭桥西守敌。

泸定桥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桥长103.67米，宽3米，由13根铁链连接，12164个铁环交织相扣，桥体总重超过40吨。

这或许就是天意吧，石达开面对的清军，不能说是铁板一块，也是将帅同心。而红军总能利用蒋介石与地方派系的矛盾，撕开围堵缺口。

泸定桥东岸桥头紧连泸定城，38团团长李全山以一个营撤除桥板，守卫东桥头。一个营在城边山坡下构筑防御工事。

红4团到达时，桥上的木板被抽掉了三分之二。十三根光滑的铁索，不要说攀爬，就是看一眼都头晕目眩。顺着铁索望去，东岸桥头垒着一圈沙袋，构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桥头堡后面的城门处，还有几座碉堡，与桥头工事形成火力交叉网。如此态势，真是险上加险。

东岸的川军自认为可以凭险阻击，有恃无恐地叫嚣：“你们有种就飞过来呀！”

川军的嚣张气焰激发了红4团战士们的斗志，大家虽然又困又累，但为了争一口气，纷纷请战，争当突击手。

王开湘和杨成武经过研究，决定以第2、3营组织火力掩护，第1营实施正面突击。

5月29日下午4时，夺桥行动正式开始。

红4团所有轻重武器一齐向东岸开火，1营2连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队员，每人手持冲锋枪或驳壳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的弹雨，踏索夺桥。3连官兵每人携带木板，紧随突击队后方铺设桥板。

面对攀索而来的红军突击队员，川军吓傻了，一时竟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突击队员爬出一段距离，方才缓过神来，开枪阻击。

但红4团的特等射手们也不是吃素的，大家集中火力，迅速端掉了敌人的火力点。

红军突击队员爬到铁索桥中段，动作越来越熟练，距东岸桥头越来越近。川军被突击队员的无畏气概所震慑，完全丧失抵抗的勇气，纷纷钻出工事，争相逃命。川军营长周桂山见状，赶紧下令放火，想以大火来阻挡红军过桥。

顿时，烈火熊熊堵住了突击队员的去路。

关键时刻，杨成武、王开湘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

西岸的战士们也齐声为突击队员加油：“同志们，莫怕火，冲呀！敌人后退了！”

望着火光冲天的东桥头，廖大珠高喊一声：“跟我冲”！端着枪就冲进了火海。

其他突击队员也一拥而上，冲过火海、冲进泸定城中，与敌人展开巷战。

李全山眼看撑不住了，急忙打电话向位于龙八步（距离泸定县城25公里）的旅长袁国瑞求援。

当红4团夺桥战斗开始时，右路军赶到龙八步。袁国瑞这会儿也被打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刚说几句，电话就中断了。

李全山心知不妙，命令周桂三断后，自己逃之夭夭。

周桂三也是“机灵鬼”，他留下一个连断后，然后也带着两个连跑了。

不多时，3连铺好桥板，冲入城内支援。杨成武、黄开湘率领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

经过两小时激战，红4团以极小代价取得了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的胜利。

当晚10时许，右路军进了泸定城。

第二天，红军主力到达泸定桥。教员在河西天主教堂外的大树下，听取了战斗经过汇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长途尾追的中央军完全被甩掉。这意味着蒋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会战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当年翼王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红军却走通了。从此，安顺场便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载入史册、名扬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