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张敬辉律师发表刑法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的关系

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张敬辉律师发表刑法的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的关系

‍刑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核心环节，其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构成了解释方法论的两大支柱。二者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共同服务于法律规范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从司法实践来看，解释技巧侧重于技术层面的操作方法，而解释理由则着眼于价值判断的论证过程，二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刑法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解释技巧作为形式层面的操作工具，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具体方法。文义解释要求严格遵循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如《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的界定就必须以立法表述为基础。但这种解释并非机械的字面理解，而是需要结合日常语言习惯和专业术语的特殊含义。体系解释则强调将具体条文置于整个刑法体系乃至法律体系中考察，例如对"财物"概念的理解就需要参考民法相关规定。历史解释通过考察立法背景和沿革来探求立法原意，这在处理新旧法律衔接问题时尤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法修正案（九）》的适用指导意见中就大量运用了历史解释方法，追溯立法修改的初衷以明确条文含义。

解释理由作为实质层面的论证依据，主要包括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等价值判断方法。目的解释要求从法律保护的法益出发进行解释，如对"非法经营罪"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认定，就必须考察该罪名保护的市场秩序这一法益。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某网络平台经营案中，就基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目的，对新型网络经营行为是否构罪进行了充分论证。合宪性解释要求刑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精神，这在涉及言论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案件中尤为关键。比较法解释通过借鉴域外司法经验来丰富解释视角，但在运用时需注意我国法律体系和社会背景的特殊性。

二者的辩证关系体现在：解释技巧为解释活动提供技术路径，解释理由则为解释结论提供正当性支撑。在"于欢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运用文义解释确定"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继而通过目的解释分析正当防卫制度的价值取向，最终作出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裁判。这种解释过程典型展现了技术方法与价值判断的交互作用。实践中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单纯依赖解释技巧导致机械司法，如早期对"盗窃金融机构"的僵化理解；二是过度强调解释理由而脱离文本，可能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

当代刑法解释面临新型疑难案件的挑战，需要创新解释方法的运用模式。对于网络犯罪、数据犯罪等新型案件，传统的文义解释往往难以应对，此时需要构建"技术分析+价值衡量"的双层解释框架。在某虚拟货币盗窃案中，法院先通过技术鉴定确定比特币的财产属性，再依据财产犯罪保护法益进行目的解释，最终准确定罪量刑。这种解释方法既保持了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又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量刑情节的解释也需要技巧与理由的协同，如对"自动投案"的认定，既要考察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也要探究自首制度鼓励悔过的立法目的。

刑法解释的规范化建设需要从三个方面完善：首先，强化解释方法的适用顺位规则，通常应当以文义解释为起点，在出现复数解释时再考虑其他方法。其次，建立解释理由的明示规则，要求裁判文书充分展示价值判断的论证过程，如某高院在指导性案例中要求必须说明"社会相当性"的判断依据。最后，构建解释方法的检验标准，包括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是否实现刑罚相当性等。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逐步统一了"情节严重"等模糊概念的认定标准，体现了解释方法与司法政策的有机结合。

从比较法视角看，德国刑法学中的"解释方法阶层理论"强调不同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而美国实用主义法学更侧重解释结果的社会效用。我国可以吸收两大法系的优点，构建以文本为基础、以目的为导向的解释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解释方法都不能突破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解释活动的刚性约束。正如某学者在知乎专栏中指出的，刑法解释如同"带着镣铐跳舞"，既要在规范框架内活动，又要实现个案正义。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刑法解释方法也面临革新。对于算法歧视、自动驾驶肇事等新型问题，需要发展跨学科的解释方法。法律解释者既要掌握技术原理这一新的"文义"基础，又要坚守刑法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某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数据侵权案件时，邀请技术专家作为陪审员，共同构建符合技术特征的法律解释框架，这种做法值得推广。未来刑法解释的发展，必将是解释技巧精密化与解释理由多元化的统一，通过方法论创新实现法律安定性与司法能动性的平衡。

总之，刑法解释技巧与理由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只有协调运转才能推动刑法正确实施。解释者应当在恪守法律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使刑法解释既符合规范逻辑又体现价值理性，最终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这需要司法者既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又拥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在个案裁判中演绎法律解释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