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南京机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舱门刚打开,吴敬中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给摁住了。
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保密局那个狠角色毛人凤派来的心腹。
照常理看,这纯粹是脑袋进水——送死来了。
吴敬中本来在天津站当站长当得好好的,毛人凤给他的指令是死守天津,执行那个所谓的“黄雀计划”。
说穿了,就是让他留下来当炮灰,搞潜伏。
可吴敬中偏不信邪,硬是劫了一架运送纺织机器和技术员的飞机,把枪口顶在飞行员脑门上,强行飞回了南京。
一个抗命不遵、临阵脱逃的特务,落到杀人不眨眼的毛人凤手里,哪还有活路?
可偏偏怪了,吴敬中脸上一点惊慌的神色都没有,稳如泰山。
这一幕实在耐人寻味:大家都是军统里的高级特工,怎么有的人能在这个乱世里混得风生水起,有的人却把自己折腾进了大牢,还有的人能像潜水艇一样,藏得深不可测?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时钟拨回到那个被称为“特务大本营”的地方——临澧特训班。
那还是1938年,戴笠为了把摊子铺大,在湖南临澧搞了个特训班。
当时负责教行动术、还在总务处管事的沈醉,后来脑子里一直印着一份特别的名单。
名单上一共九个名字。
除了咱们熟知的吴敬中,还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这几位。
沈醉私下里管他们叫“大特务”,而且给他们贴了个统一的标签:去苏联喝过洋墨水的共产党叛徒。
不过,在这九个“叛徒教官”里,真正把“活命这门学问”钻研透了的,满打满算只有三个人:吴敬中、余乐醒,还有程一鸣。
这三个人,简直就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活法。
先来看看吴敬中。
电视剧《潜伏》里那个满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吴站长,历史上真有这么号人物。
他履历很光鲜,不光在特训班教过情报学,还在中苏情报所管过总务,甚至干到了军统西北区和东北区的一把手。
不少人觉得,从掌管好几个省的大区一把手,调去当个天津站站长,这是走了下坡路。
其实这笔账,你得反过来算。
那会儿国民党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少,天津这种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能去那儿当站长,那是实打实的肥差。
要是背后没个通天的硬关系,这块到了嘴边的肥肉,早就被别人叼走了。
吴敬中这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抓特务,而是他那个如同精密仪器般的大脑,专门用来计算“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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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开头那一幕,他凭什么敢违抗军令跑回南京?
因为他手里攥着一张王炸: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时候,他有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叫蒋建丰。
这个蒋建丰,就是蒋经国。
眼瞅着老蒋的天下要守不住了,小蒋接班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时候,毛人凤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不给“太子爷”的老同学几分薄面。
结果怎么样?
吴敬中这一把赌赢了。
有了小蒋出面说情,他非但没吃枪子儿,反而被放到了香港。
后来因为老搭档谢力公恰好在香港当站长,他在那边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这就是吴敬中的生存之道:在大厦将倾之前,死死抱住那根最粗的柱子。
再来聊聊余乐醒。
要说搞业务,余乐醒能把吴敬中甩出十八条街。
他是沈醉的亲姐夫,背景更是吓死人:留法勤工俭学出身,学的是化学和机械,在欧洲那边跟周恩来、邓小平都并列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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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转道去苏联,专门接受过“契卡”那种最高级别的特工训练。
南昌起义那会儿,人家已经是团级指挥官了。
在临澧特训班,戴笠也就是挂个主任的虚名,真正编教材、练特工这些技术活,全是副主任余乐醒一手操办的。
这么个顶级人才,怎么下场那么惨?
因为他算错了一道题:他以为凭本事能换来特权,可在戴笠眼里,你充其量就是个好用的工具。
余乐醒有个致命的弱点:手脚不干净。
在那个法币贬值像拉稀一样的年代,余乐醒利用手里的职权,搞了一套“打时间差”的敛财手段。
打个比方:他管着炼油厂,手里攥着公款。
他先把这一万法币挪出来,全买成面粉。
过了半个月,物价翻着跟头涨,这一百袋面粉转手就能卖十万。
他把那一万块公款填回去,剩下的九万差价,全进了自己腰包。
这招叫“借鸡生蛋”,账面上做得滴水不漏,实际上是在挖国家的墙脚。
这种事儿,吴敬中也不是没干过,但吴敬中知道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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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乐醒就不一样了,他拉着沈醉的大哥沈呤一块干,手伸得太长,竟然碰了戴笠的“奶酪”。
戴笠自己贪那是没边的,但他绝容不得手下人动他的钱。
遵义炼油厂的事一露馅,戴笠当场翻脸。
余乐醒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被打入冷宫,彻底凉了。
更讽刺的是,1949年后,余乐醒本来已经改邪归正,在一家工厂当工程师。
结果那点老毛病又犯了,抗美援朝期间,他为了赚黑心钱,竟然在工程材料上偷工减料。
这回,神仙也救不了他。
新账旧账一起算,最后只能在监狱里等死了。
最后,咱们说说程一鸣。
在沈醉那份名单里,程一鸣也被划到了“叛徒”那一栏。
可直到1964年,当他从澳门完成任务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大伙儿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深海”。
当年在特训班当教官的时候,程一鸣写过《情报学》和《刑事侦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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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书写得那叫一个专业,水平极高,哪怕放到现在,也是教科书级别的。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一个卧底,干嘛要帮敌人培养特务,还写出这么好的教材?
这恰恰是程一鸣的高明之处。
老话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想在军统这种人精扎堆的狼窝里活下来,还得源源不断地往外送情报,最好的伪装绝不是装傻充愣,而是“专业”。
只有你表现得比特务还特务,比教官还教官,你才能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当吴敬中忙着找靠山、余乐醒忙着倒腾汽油的时候,程一鸣就静静地在那儿写教材、搞教学。
他把自己藏在了“技术权威”这层保护色底下,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这种“大隐隐于市”的定力,才是最高段位的伪装。
回过头来看临澧特训班这九个所谓的“叛徒教官”,命运的天壤之别,全在于那个关键时刻的抉择:
当大难临头,你是相信关系(吴敬中),是相信贪欲(余乐醒),还是相信信仰与专业(程一鸣)?
余乐醒贪了一辈子,最后两手空空死在牢里;吴敬中靠着老同学的情分,在乱世里混了个善终;而程一鸣,用几十年的沉默,换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结局。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挺有意思,嗓门最大的,往往不是最厉害的;最会算计的,往往笑不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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