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薪三千,低底薪高绩效就是套路,是压榨所有劳动人民的石磨,是收割每个劳动者的镰刀。凌晨三点,儿子的哭声将我从浅眠中惊醒。他梦中呼唤着父亲,我轻抚她的后背,内心却因一则新闻而剧烈震荡——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在电梯中猝然倒下,再未醒来。底薪3000元,承担七人工作量,周六清晨仍在处理事务,最终因呼吸心跳骤停离世。
我凝视着儿子安睡的面容,泪水悄然滑落。新闻中那个被冠以“抗压能力强”要求的逝者,让我无法回避地忆起前夫——那个同样被工作日复一日消耗,最终在疲惫中失去生命光彩的男人。我是一名挣扎于生存线上的单亲母亲。与高广辉不同,我的前夫并未猝然倒下,而是被漫长的压力与超负荷工作逐步侵蚀,直至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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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他亦如高广辉一般,每日早出晚归。为增加数千元收入,他主动承接他人推诿的工作,独自承担多重KPI。公司许以“年轻人应奋斗、能抗压,项目成功后必有回报”的承诺。然而,“回报”始终悬于未来,而“压力”却日日压身。深夜,我常看见他伏案于电脑前沉沉睡去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其底薪微薄,收入主要依赖绩效与加班补贴。我曾不解其为何无法推拒。如今才知,在生存面前,拒绝意味着代价,而我们无力承担。
高广辉底薪3000元,为实现税前2万余元收入,必须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客户一通电话,无论何时,皆须即刻响应。所谓“自愿”加班,实为生活所迫下的别无选择。据报,高广辉生前最后一条微信回复为“马上到家,飞奔而来”。此言令我心碎。这正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缩影:他们竭力扮演称职的丈夫与父亲,试图以辛劳换取家庭安稳,却在现实重压下,连“归家”这一基本愿望亦成奢望。
更令人寒心的是,他倒下时仍在工作。抢救期间被拉入工作群,身故八小时后仍收到工作信息——系统不会悲伤,KPI不会等待,流程不会中断。而企业招聘页面,赫然标注“抗压能力强”为任职要求。多么讽刺:生命已逝,工作群却还在@他;灵魂已远,招聘启事却仍在寻找下一个“能扛”的人。
这不是招人,是招替身;不是选才,是选耗材。此非招贤纳士,实为招募人力耗材。作为曾身处底层的母亲,我所憎恶的并非贫困本身,而是面对亲人被系统性剥削时的无力感。目睹所爱之人被工作榨取健康,像一根蜡烛被两头点燃;目睹其笑容渐失,从疲惫到麻木,再到沉默;目睹他在深夜独叹,叹得那么轻,却砸在我心上那么重。而我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他一点点被吞没,连拉他一把的资格都没有。高广辉家属披露,公司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其事发当日OA系统登录记录。
此行为令人警觉:当生命消逝,企业首要考量并非责任担当,而是规避风险与信息管控。在部分企业价值序列中,员工生命之重,竟不及数据之值。“奋斗”“抗压”等词汇被包装为积极标签,实则掩盖了深层的劳动剥削。个体悲剧被归因为身体素质,而超时工作、高压管理与异化的组织文化却被刻意忽略。若“抗压”之代价为健康、亲情乃至生命,则此种“抗压”,实为对人性的否定。一名32岁生命就此终结,留下破碎家庭、丧偶之妻,或还有年幼子女。
但我们也必须看见,不是所有抗争都以沉默收场。2023年,深圳某科技公司员工因长期超时加班导致重度抑郁,家属依法提起劳动仲裁,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加班费赔偿金,并认定“隐形强制加班”构成违法用工,该案成为国内首例以司法形式确认“过劳关联责任”的典型案例。同年,杭州一名外卖骑手家属在平台拒赔后坚持维权,通过公开考勤数据与医学鉴定,推动劳动监察部门介入,最终促成平台修订骑手保障制度,并设立“过劳预警机制”。这些胜利来之不易,却证明:法律从未缺席,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把沉默的伤痛变成制度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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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告诫所有为生计奔忙的劳动者:请珍视生命。家中灯火长明,但若你倒下,那光亦将熄灭。同时,请记住:维权不是软弱,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当制度被一次次叩击,改变才可能悄然发生。亦致信于奉行“狼性文化”的企业:请正视员工之为人。他们非机械,而是丈夫、父亲、儿子。其生命,不应成为资本运转中可替换的零件。真正的“抗压”,不是压榨人力,而是构建可持续的工作生态。否则,今日你寻找的“强人”,明日便是他人笔下的“案例”。愿彼岸无996,无“抗压”之名下的压榨,无因三千底薪而透支生命的悲剧。愿那位在电梯中离世的男子,终得安息,真正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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