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尊重劳动者，底薪3000元与32岁的生命：一名程序员猝死事件背后

底薪三千，低底薪高绩效就是套路，是压榨所有劳动人民的石磨，是收割每个劳动者的镰刀。凌晨三点，儿子的哭声将我从浅眠中惊醒。他梦中呼唤着父亲，我轻抚她的后背，内心却因一则新闻而剧烈震荡——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在电梯中猝然倒下，再未醒来。底薪3000元，承担七人工作量，周六清晨仍在处理事务，最终因呼吸心跳骤停离世。

我凝视着儿子安睡的面容，泪水悄然滑落。新闻中那个被冠以“抗压能力强”要求的逝者，让我无法回避地忆起前夫——那个同样被工作日复一日消耗，最终在疲惫中失去生命光彩的男人。我是一名挣扎于生存线上的单亲母亲。与高广辉不同，我的前夫并未猝然倒下，而是被漫长的压力与超负荷工作逐步侵蚀，直至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彼时，他亦如高广辉一般，每日早出晚归。为增加数千元收入，他主动承接他人推诿的工作，独自承担多重KPI。公司许以“年轻人应奋斗、能抗压，项目成功后必有回报”的承诺。然而，“回报”始终悬于未来，而“压力”却日日压身。深夜，我常看见他伏案于电脑前沉沉睡去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其底薪微薄，收入主要依赖绩效与加班补贴。我曾不解其为何无法推拒。如今才知，在生存面前，拒绝意味着代价，而我们无力承担。

高广辉底薪3000元，为实现税前2万余元收入，必须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客户一通电话，无论何时，皆须即刻响应。所谓“自愿”加班，实为生活所迫下的别无选择。据报，高广辉生前最后一条微信回复为“马上到家，飞奔而来”。此言令我心碎。这正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缩影：他们竭力扮演称职的丈夫与父亲，试图以辛劳换取家庭安稳，却在现实重压下，连“归家”这一基本愿望亦成奢望。

更令人寒心的是，他倒下时仍在工作。抢救期间被拉入工作群，身故八小时后仍收到工作信息——系统不会悲伤，KPI不会等待，流程不会中断。而企业招聘页面，赫然标注“抗压能力强”为任职要求。多么讽刺：生命已逝，工作群却还在@他；灵魂已远，招聘启事却仍在寻找下一个“能扛”的人。

这不是招人，是招替身；不是选才，是选耗材。此非招贤纳士，实为招募人力耗材。作为曾身处底层的母亲，我所憎恶的并非贫困本身，而是面对亲人被系统性剥削时的无力感。目睹所爱之人被工作榨取健康，像一根蜡烛被两头点燃；目睹其笑容渐失，从疲惫到麻木，再到沉默；目睹他在深夜独叹，叹得那么轻，却砸在我心上那么重。而我束手无策，只能看着他一点点被吞没，连拉他一把的资格都没有。高广辉家属披露，公司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其事发当日OA系统登录记录。

此行为令人警觉：当生命消逝，企业首要考量并非责任担当，而是规避风险与信息管控。在部分企业价值序列中，员工生命之重，竟不及数据之值。“奋斗”“抗压”等词汇被包装为积极标签，实则掩盖了深层的劳动剥削。个体悲剧被归因为身体素质，而超时工作、高压管理与异化的组织文化却被刻意忽略。若“抗压”之代价为健康、亲情乃至生命，则此种“抗压”，实为对人性的否定。一名32岁生命就此终结，留下破碎家庭、丧偶之妻，或还有年幼子女。

但我们也必须看见，不是所有抗争都以沉默收场。2023年，深圳某科技公司员工因长期超时加班导致重度抑郁，家属依法提起劳动仲裁，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加班费赔偿金，并认定“隐形强制加班”构成违法用工，该案成为国内首例以司法形式确认“过劳关联责任”的典型案例。同年，杭州一名外卖骑手家属在平台拒赔后坚持维权，通过公开考勤数据与医学鉴定，推动劳动监察部门介入，最终促成平台修订骑手保障制度，并设立“过劳预警机制”。这些胜利来之不易，却证明：法律从未缺席，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把沉默的伤痛变成制度的回响。

谨以此文告诫所有为生计奔忙的劳动者：请珍视生命。家中灯火长明，但若你倒下，那光亦将熄灭。同时，请记住：维权不是软弱，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当制度被一次次叩击，改变才可能悄然发生。亦致信于奉行“狼性文化”的企业：请正视员工之为人。他们非机械，而是丈夫、父亲、儿子。其生命，不应成为资本运转中可替换的零件。真正的“抗压”，不是压榨人力，而是构建可持续的工作生态。否则，今日你寻找的“强人”，明日便是他人笔下的“案例”。愿彼岸无996，无“抗压”之名下的压榨，无因三千底薪而透支生命的悲剧。愿那位在电梯中离世的男子，终得安息，真正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