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理性看待中国高校论文排名登顶
2026年荷兰莱顿世界大学排名(文献计量类)日前发布,浙江大学登顶,美国哈佛大学退居第三,中国高校占据前十中的八席。榜单随即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我国高校科研实力已处于“全球领跑地位”。
应当说,这份榜单基于高校的论文产出与被引数据,在衡量学术成果影响力方面是比较权威的。学术论文作为人类共享的智力成果,是评价科研机构实力的重要指标,不仅记录着科学真理探索的经纬和边界,还孕育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动能。我国高校能取得这一成绩,的确令人欣喜。
然而,论文产出与引用数量,只是评价科研实力的维度之一。穿透数据的表象,我们也要看清排名背后的实力博弈逻辑。
回望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轨迹,从17世纪意大利的实验科学萌芽,到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助推,再到20世纪美国凭借人才第一要素实现领跑,每一次科学中心的更迭,都是多种创新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美国二战后构建起的人才“引进—培养—产出”良性循环,使其科研优势维系了近百年。
榜单发布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科技强国的终极实力,本质在于充盈的人才储备、开放的创新生态,以及赓续不绝的科学精神。
当大众为AI大模型出新出奇欢呼雀跃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应该怎样培养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命名者约翰·麦卡锡那样的新定义思想者?
当高校学生为了走上科研坦途忙着考试通关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应该设计怎样的人才选拔体系,让“纳什均衡”概念提出者约翰·纳什这样的偏才怪才,也能获得成长路径的个性化指导与设计?
当千行百业将科技创新奉为跃升进阶的支撑力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高校等科研机构的论文成果能否高效率转化,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全球顶尖高校的“实力崛起”,不只体现在论文排名中的鳌头独占。更应被鼓励的,是突破时空局限提出前沿科学问题的能力,坚守科研唯实唯真的科学精神,洞见科学演进规律并引领学界把握历史机遇的底气,以及海纳百川不拒众流、以人类命运和福祉为终极目标的气度和胸襟。
从“大”到“强”的跨越,是一场考验毅力和恒心的马拉松。理性看待论文排名登顶,把更多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相信我国终将抵达世界科技领航者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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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环球时报》:平常心看待这份“引发震惊”的大学排名
近日,荷兰“莱顿大学排名”新鲜出炉,榜单前10名大学中有8所来自中国,浙江大学荣登榜首,长期排名第一的美国哈佛大学滑落至第三,引发强烈关注。《纽约时报》以“中国大学全球排名大幅跃升,美国大学排名下滑”为题发长文剖析,法国《世界报》1月20日亦发文称,排名引发“广泛的震惊”,“中国大学的崛起让西方不再那么确信了”。如何看待这份“引发震惊”的榜单?我们的回答是:请保持一颗“平常心”。
首先,这份排名确实是中国教育和科技进步的生动写照。发布排名的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在全球科学计量学领域拥有很高威望。该排名侧重考察学术科研成果在全球高影响力学术刊物的发表情况,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及被引次数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以此为评判标准,中国大学占据前10席中的8席绝非偶然。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多所高校排名前移,正是中国长期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的自然结果。
列在这份榜单前10名的中国大学普遍为研究型大学,理工类见长的大学比例更高,比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等。榜单“捕捉”到的实际是中国在电子通讯、材料科学、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竞争力的崛起。从华为的5G技术到“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再到“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背后都有中国高校研发团队直接、关键的深度参与。中国大学源源不断输出的创新动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从“制造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型。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份排名是有着明显侧重或者说“偏爱”的,它更重视大学科研论文表现,反映的只是部分事实而非全貌。若按综合指数评判,目前世界上较为知名的大学排名还是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上述几个排名中,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仍牢牢占据前列。在科研原创性、全球人才吸引力、雇主认可度等方面,西方传统名校依然具有优势。这些差距也提醒我们,中国大学的综合实力,尤其是成套技术的研发落地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仍有提升的空间。
即便如此,在2000年初,同样的“莱顿大学排名”中前10名中还有7所美国高校,浙江大学只进入了前25名。如今哈佛的科研成果比当年更多,但却滑落至第三。以这20多年中国大学的进步速度,西方媒体感到“震惊”恐怕也不难理解,这份排名可以说颠覆了许多人长期以来的认知。其实,中国大学也并非“一夜之间”抢走聚光灯。近年来,从基础研究的成果、前沿技术的突破到战略产业的跃升,中国科技腾飞之势早已被世界看见。作为科技发展“蓄水池”的高校,取得相应进步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一些西方媒体将“莱顿大学排名”关联到“知识权力转移”甚至“世界秩序重构”的叙事中,实属反应过度。这种“震惊”背后隐含着西方对技术霸权衰落的焦虑。事实上,中国大学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失败,而是全人类知识创造的集体增量。从哈佛的通识教育到斯坦福的创业孵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教育理念,正是中国高校进步的一部分。在全球知识合作日益紧密的今天,唯有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维陷阱,才能推动人类科学事业的共进。
某种意义上,“莱顿大学排名”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成绩与不足。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学子远渡重洋求学,哈佛、牛津等老牌西方名校是他们心中的“梦校”;我们也期盼在未来,更多外国学生将中国大学视作他们心中的“梦校”,更多地选择来中国求学,那将是更有说服力的一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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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
《纽约时报》: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迅速崛起,美国节节下滑
哈佛大学仍具统治力,但在衡量学术产出的榜单上已跌至第三。其他美国高校正进一步落后于全球同行。
直到最近,根据一项以学术出版物为依据的全球排名,哈佛大学仍是世界上科研产出最高效的大学。 但这一地位如今正在动摇——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令人担忧趋势的最新证据。
哈佛最近在这份排名中跌至第3位。而快速攀升榜单的并非哈佛的美国同行,而是中国高校——它们多年来在强调科研数量与质量的各类排名中稳步上升。
这一格局变化恰逢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严重依赖联邦资金支持科研项目的美国高校经费。尽管美国高校相对地位的下滑早在数年前就已开始,特朗普的政策虽非始作俑者,却可能加速这一趋势。
“一场重大转变正在到来,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主导权正在形成某种新秩序,”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首席全球事务官菲尔·贝蒂(Phil Baty)表示。该机构与《纽约时报》无关联,但其发布的大学排名广为人知。
教育界人士和专家指出,这种转变不仅对美国高校构成挑战,也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
“这种趋势有持续甚至加剧的风险,”贝蒂先生说,“我谨慎使用‘衰退’这个词。并非美国高校明显变差了,而是全球竞争格局变了:其他国家正取得更快进展。”
回望21世纪初,若按科学产出(如期刊论文发表量)对全球大学进行排名,结果将大不相同:前十名中有七所是美国高校,哈佛高居榜首。
当时,仅有一所中国高校——浙江大学——勉强进入前25名。
如今,在荷兰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CWTS)发布的“莱顿排名”(Leiden Rankings)中,浙江大学跃居第一,另有七所中国高校跻身前十。
哈佛如今的科研产出远超二十年前,却仍滑落至第三位,且是唯一仍接近榜单顶端的美国高校。不过,哈佛在“高被引科研论文”这一细分指标上仍居莱顿排名首位。
问题并非出在美国顶尖高校科研产出下降。
根据莱顿统计,六所曾在2000年代初期稳居全球前十的美国名校——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如今的科研产出均高于二十年前。
但中国高校的产出增长幅度远超美国。
据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服务部主任马克·内耶塞尔(Mark Neijssel)介绍,莱顿排名基于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旗下的“Web of Science”学术出版数据库中的论文及引用数据。该数据库涵盖数千种学术期刊,其中许多高度专业化。
尽管全球大学排名在美国公众中关注度不高,但一些资深学者已注意到排名所反映的中国科研产出激增现象,并警告美国正在掉队。
麻省理工学院(MIT)前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去年在一档播客中表示:“中国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非常突出,远远超过我们在美国所做的工作。”
莱顿中心近期还基于另一个名为OpenAlex的学术数据库推出了替代性排名。在该榜单中,哈佛排名第一,但趋势依旧:紧随其后的13所学校中有12所来自中国。
“中国正在大力构建科研能力,”内耶塞尔先生说,“同时,中国研究人员也越来越重视在国际主流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期刊读者更广、引用更多。”
2024年,中国领导人称赞量子技术和空间科学等领域的进步,特别提到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一项突破:科学家成功在实验室中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这项技术未来或可催生“从空气中制造食物”的产业,无需依赖大面积耕地、灌溉和收割。
其他侧重科研产出的排名体系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中国高校地位显著上升。
由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信息学研究所编制的《学术表现大学排名》仍将哈佛列为全球第一,但前十名中仅有斯坦福一所其他美国高校,其余四席均为中国大学。另一项权威指标《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则将哈佛排在首位,其后紧随十所中国高校。
与此同时,哈佛及其他美国顶尖高校正面临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新压力:科研拨款削减、旅行禁令以及针对国际学生和学者的移民政策收紧。
2025年8月赴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比前一年下降19%。如果全球最优秀的人才选择赴他国学习和工作,美国高校的声望和排名恐将进一步受损。
中国正投入数十亿美元发展高等教育,并积极吸引外国研究人员。2025年秋季,中国开始为全球顶尖科技类高校毕业生提供专门签证,鼓励他们来华学习或创业。
“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拥有的资金,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多伦多高等教育战略咨询公司总裁亚历克斯·厄舍(Alex Usher)表示。
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截然相反的路线,计划削减数十亿美元的美国高校科研拨款。
特朗普政府官员辩称,这些削减旨在消除浪费,并将科研重点从多样性等他们认为“过于政治化”的议题上转移开。
本文发表前,特朗普政府未回应置评请求。
白宫发言人莉兹·赫斯顿(Liz Huston)此前曾表示:“在放弃择优录取、自由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机构中,最好的科学无法蓬勃发展。”
2025年全年,美国高校领导层不断警告:联邦科研拨款削减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哈佛专门设立网页,列出因拨款中断而受阻的各类科学与医学研究项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联合多个法律伙伴提起诉讼,挑战部分削减措施。该协会主席托德·沃尔夫森(Todd Wolfson)警告称,科研经费削减将“阻碍下一代科学家的成长”。
2025年春季,特朗普政府切断了向哈佛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科研资金,但一名联邦法官随后下令政府恢复拨款。政府表示,未来将限制对该校的资助。
哈佛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
其他众多美国高校的声誉与全球地位同样岌岌可危。联邦拨款减少意味着科研活动缩减,进而可能导致未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成果减少,最终影响其在排名中的表现。
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探索新知、推动发现。教职员工常面临“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
而那些不以大量学术论文产出为目标的院校(如许多文理学院)则不会出现在这类以科研产量为基础的排名中。内耶塞尔强调,莱顿排名“并不声称能反映任何关于教学质量的信息”。
在评价标准更广泛的排名体系中,美国顶尖高校表现仍较稳健。这些排名除学术产出外,还会考量学校声誉、财力、申请录取率(反映学生向往程度),甚至包括诺奖得主人数等因素。
专家指出,这类综合排名变化较慢,但仍显现出美国高等教育霸权正在被侵蚀的迹象。
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连续第十年将牛津大学评为全球第一。其前十名与去年一致: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并列第五的哈佛与斯坦福。
美国高校在2026年该榜单前十中占据七席。但再往下看,美国高校整体下滑:62所排名下降,仅19所上升。
十年前,北京两所顶尖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该榜单中分别位列第42和第47位。如今,它们已逼近前十:清华第12,北大第13。
香港有六所高校进入全球前200,韩国有四所进入前100。
与此同时,一些知名美国高校排名下滑:杜克大学2021年排名第20,如今跌至第28;埃默里大学从第85降至第102;圣母大学十年前排第108,如今已滑至第194。
高等教育顾问厄舍指出,影响哈佛科研产出的因素(如联邦拨款削减、博士项目缩减)不会立即反映在排名中。“如果你看某校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了多少文章,那反映的是四到五年前启动的研究。存在相当明显的滞后效应。我不认为这会在未来几年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中国在化学、环境科学等领域表现强劲,美国和欧洲仍在普通生物学、医学等学科保持优势。有研究指出,中国学者通过相互引用提升被引次数,其自引率高于西方学者之间的互引。
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兼全球参与主任艾伦·鲁比(Alan Ruby)介绍,大学排名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
他说,学生常参考排名决定申请哪所学校,学者据此选择工作与研究地点,一些政府用其分配科研经费,雇主也将其作为筛选大量初级求职者的快捷工具。
“如果你想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无论是学生、研究人员还是教师——你就需要‘我们是一所顶尖高校’这种信号力量,”鲁比表示。
乔治城大学多哈校区政府学教授保罗·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认为,排名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营销,更因为大学质量本身至关重要。虽然很难直接将优秀的大学与国家实力联系起来,但他指出:“另一方面,我们都清楚,德国在1930年代摧毁了自己的大学体系,很可能在很多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
来源:科技日报、环球时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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