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的形成及其清史叙述范式转变

△ 萧一山（1902—1978）

萧一山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史学家，他在清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开创性成就为学界所公认。其史学特色鲜明，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民族革命史观是萧一山对清代以降历史的叙述模式，同时他也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对于萧氏史学及其经典作品，学界已有一定关注。有学者针对性地研究了他的史学思想，对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所论述。也有学者对其民族革命史观影响下的史学进行了研究，但对该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的论述不是特别深入。

笔者在阅读萧一山的史学著作、文章，尤其是在阅读稀见作品时，认为其民族革命史观并非早年成型，它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从早期作品《清代通史》到后期名著《清史大纲》再到其晚年修订再版的《清代通史》，叙述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革命观念在抗战时期逐步成为萧氏的代表性史学思想。本文拟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深入梳理，并尝试探究其原因。

一、萧一山的早期清史、近代史叙事

萧一山的成名作《清代通史(上)》于1923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这一史学青年才俊的鸿篇巨制迅速引起学界的轰动，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等为其题写书名，梁启超、朱希祖、蒋百里、今西龙(日本文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李大钊、杨栋林、李泰棻、蒋梦麟为之作序，皆对其赞许有加。萧氏本人也因此书一举成名。

但综观《清代通史(上)》的结构和内容，发现该书并未明显有民族革命的措辞或线索，而是在借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基础上，以章节体的形式呈现清代前期历史。其文风接近文言，从努尔哈赤写起，至康雍末年止，包含后金建立、明清鼎革、清初战争、清初中国社会、中外交流、康熙雍正朝政治、清初学术与思想等，内容非常全面。该书的主线是“取普通史例，文化、政治、生计三者亦均衡诠叙之”，在“民族”与“革命”两个关键词上着墨极少。

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是，该书对社会组织等关注较多，不仅在第四编详述“清初中国社会之组织”，而且在入关前部分也专门提及后金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与民生。这很符合当时“新史学”的风气。在其早期版本的《导言》中，萧氏表达了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解：“历史者，宇宙现象之叙述录也。”深受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影响的他认为，中国有史但是无史学，史学者即“钩稽史实之真象，为有系统有组织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他认为当时中国史学尚处于“不良”阶段，这也体现了萧一山在青年时代就具有的史学使命感。

在颇为关键的历史分期问题上，萧一山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汉族成育时代，秦统一前)，中古(汉族全盛时代，秦统一至唐亡)，近古(蒙古族盛势时代，五代自有明)，近世(满族主政时代、西力东渐时代，清朝)与现代(五族团结时代、东西融合时代，民国成立以来)。从中可以看出，此时萧氏认为近代史应从清代开始，他也毕生坚持这一论断。此外，在他的分期体系里，民族问题贯穿其中，并成为分期的主要依据之一。不过，这里的民族仅为今日所指“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势力消长，属民族关系范畴，与之后强调作为基本线索的民族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

这一时期，萧一山对清史和清史研究的主旨认知是：“清自创业，以迄于今，历时约三百年，史事虽要，无书可凭，非官牍铺张之言，则口碑疑似之说，借资考镜，宁为信史？且史学既兴，当注意于社会现象之真谛，以明变迁之由，东西文化之融洽，以促交流之会，征上诸端，此《通史》之所为作也。”可见其撰写《清代通史》的基调是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关注清代社会与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这与抗战时期成书的《清史大纲》有较大区别。在当时，近代史或近世史之说尚未流行，相关著作较少，清史对时人而言即是“近代”。在传统王朝统治史和民族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关注中外关系，是萧一山当时对近代中国研究思路的总体认知。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萧一山为早期版本《清代通史》撰写的导言仅限于上述内容，1923年中华书局版、1927年商务印书馆版、1932年商务印书馆版均如此。但目前大陆流通的《清代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版)使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2年版本，此版是萧一山赴台后对早期版本进行了大幅修改和增补而成的，修订后的导言在保留前叙版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篇幅为原版导言之数倍)，增加了诸多关于民族革命的内容，文字与《清史大纲》的序言高度类似。这可以说明，萧氏在晚年认为民族革命史观确应作为其早期作品的重要补充，亦可视为其史观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例证。

1920年代萧一山刚从教时的其他文献，也可为其早期“近世史”认知提供佐证。1926年，萧一山在清华撰写的《中国通史讲演大纲》即有中国近世史部分的讲义目录。根据前言，该讲义分甲乙两编，甲编为古代部分，乙编为近世部分，但至今只存甲编二册(前七讲)。乙编的目录为：近世史之重要及其特色、近世社会变迁之大势、满明之兴替与清廷统一之政略、清代鼎盛时期之政纲、五大民族之斗争与混合、清学之鼎盛及其与政治交互的影响、国计民生之大要与治乱兴衰之关系、外交之失败与门户开放、东西文化之接触、四千年专制政体之结局、现代思想之剧变及其由于经济上之基因、中国之症结与将来。

从目录来看，萧一山的近代叙述始于明清之际，“近代”仍等同于清代，内容为清代史各方面之介绍，其中的“民族”也只是清代的五大民族关系，叙述主干既非“民族”又无“革命”，但也有可能是因其并未完成终稿或终稿已佚，至今无法窥得全貌。而在史观上，该讲义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历史之目的，不在乎记忆过去，而在乎观察未来。尤不在乎模仿过去，而在乎创造未来。而其枢纽，则全在乎现在，盖欲创造未来，必须认识现在之社会。现在之社会，由近世所造成者居其半，由近世以来所造成者亦居其半，而近世尤有直接之关系。”他认为我国史学研究有“详古略今”的现象，“今欲救正其弊，拟用渐进法，而(讲义)特详于近世”。这说明此时的萧一山已经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即以近代史研究为国家服务，这种现实关怀与其后来的经世史学观念一脉相承。正如有学者所言，萧一山在这一时段的史学著述反映了他的会通及经世致用思想。

另一组作为佐证的重要文献是萧一山撰写的《史学之研究》，该系列文章连载于1923年的《学汇》杂志。按照萧氏自己的说法，这是其“这两年”的作品，最后落款时间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一月，如所述属实，这是他刚刚入学时所作。萧一山于1921年入北京大学学习，文中指出详细内容将出版《史学概论》一书，但最后并未实现。该组文献也成为他少见的关于史观的系统论述。萧氏在总结中外史学的区别后认为史学应为描述现象，这与《清代通史(上)》的论断一致。他认为史学主要是“明变”和“求因”，而最重要的“因”和考察重点包括学说产生、经济变迁、法律成立、宗教产生、重要事实、国家盛衰、种族转移、英雄成败、国际战争、会议等。民族和革命在其中的占比非常低，故这一阶段萧氏的民族观念仍集中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对近代民族与革命的叙事不甚明显。

还应注意到的是，年轻时的萧一山即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观念和爱国热情。在《史学之研究》最后，他向史学界大声疾呼，希望大家开拓真正的“研究”，因为“日本维新，史家辈出，其得有今日之文明灿烂者，历史之供实多。吾国学者，乃未能注意及之，亦可慨矣！”至于《清代通史》的写作初衷，亦有学界“以近人译《清朝全史》于日文为耻”的因素。在日本人抢先出版了清史著作后，仍为学生的萧一山发奋编著数十万言之《清代通史》，开国内清史研究之先河，其作为青年史家的使命感是朴素爱国热情的体现。

综上，萧一山早期的史学既继承传统，又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其对历史的认知已初步形成体系，他强调史学的记述功能，较早开始关注近世史，认为近世史应从清代写起。在史实书写中，他更重视近世史的现实意义，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已经初步产生。萧氏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有所关注，从其史学使命感中也可看到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但他并未将“民族”或“革命”上升为清史的主要叙事线索。此时，他的民族革命史观尚未发端。

二、学人从政与民族革命观的形成

萧一山是民国史学界从政的典型代表。他本为知名学者，但与政治越走越近，以至由“坐而言”变为“起而行”，最终弃学从政。在逐步关心政治、走近政治的过程中，萧一山的史学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代表性的民族革命史观随之形成并趋于完备。

相比于民国时期的其他知名学者，萧一山既无日记，又无年谱，传记亦较为罕见，考察其生平和参政历程有较大难度，仅可通过他的文章和官方档案略窥一二。早在求学期间，萧一山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参与时政探讨。1923年，他曾撰长文参与“何种政体适合中国”的讨论，刚开始其反对内阁制，认为内阁制不符合中国国情，造成持续的府院之争，而总统制在中国未曾尝试，不妨一试，后又提议采取二者折中的“委员制”解决政治困局。《清代通史(上)》出版后，因廖仲恺之请，孙中山亲自为其书题签。这使得他对孙中山充满崇敬，逐步转变为三民主义信徒，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1930年代初期萧一山与蒋介石、朱家骅等国民党要员已经有相当紧密的往来。1932年萧一山赴欧考察，搜集了大量海外所藏资料，为其之后的太平天国研究和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奠定了基础。此行是一次十足的“官派”出行，出行和经费得到当局甚至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自称“派萧一山出洋考察”。萧氏也就考察成果来函向蒋介石和朱家骅报告。是年7月19日，蒋介石亲自接见萧一山，二人就中国传统思想展开了探讨。蒋介石记其所讲主要内容为：“向以黄老与名刑并用，而折中于孔子中庸这道，然孔教带礼，又不能成为纯教。治国工具，以宗教、社教、法律三者并用，今中国宗教完全失效，而法亦自曹魏来而败坏，赵宋以来，孔教又为佛教所败，宋儒且偏重于佛学，演至今日，礼教破产，所以思想复杂，法度不立，教礼失效，此天下之所以大乱。”他对萧一山的论断颇为赞赏。1934年蒋介石还专下手令，邀请萧一山赴江西为其讲解清史15个小时，并要求“尤须注重开国制度与清代外交档案”。这两个领域确实为萧一山所擅长，也足见蒋介石对萧一山的重视和认可。

随着时局的变化，中日关系逐渐紧张，战争的阴云日渐笼罩，萧一山的关注重点转向对日关系和抗战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同为知名学者的傅斯年心焦如焚，为驳斥日人之“妄说”，傅氏组织一批学人编写《东北史纲》，萧一山亦参与其事，并负责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大约于1932年完成了《东北史纲》第四卷的文稿，但该书后因故未出版。1935年，他曾针对华北时局通过朱家骅向蒋介石上书进言。1937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萧氏发表的文章与时政相关者开始占据多数，由其主导的“经世学社”和《经世》杂志成为他和追随者的重要发言阵地。1937年，该杂志发行“抗战特刊”，萧氏在特刊上发表《上蒋委员长书》，建议“外交不可不确定、政府机构不可不调整、人才不可不集中、社会经济不可不安定、民众组织不可不注意”。按照萧一山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直接进言蒋介石并不困难，但在杂志上刊登此文可以扩大影响。

抗战全面爆发后，萧一山是历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的提案大多关注教育领域，如1941年其领衔提议“因应抗战建国需要，应对现行学制加以彻底改革”和“为因应建国需要宜应扩充国文编译机关”，内容不仅涉及学制，也包括课程、师资、区域布局等。1942年，随着战时大后方经济形势的恶化，教员生活艰难，学校经费短缺，萧一山联合二十余名教育界参政员提案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员待遇和学生生活，以便培养人才，而利抗战建国”。虽然当时困难的局面不会因一纸提案而有根本缓解，但他本人已尽力为教育界呼吁。1944年，他将长子送入远征军参加作战，国民政府也予以褒奖。萧一山参政既是向国民党逐步走近的必然结果，也是使命感和爱国抗日情怀的体现。

“从政学者”毕竟还是学者，萧一山战时曾先后在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校任教，主讲过清代史、中国近世史等课程。其时他的关注重点和史学风格已有较大变化。他在著述中把历史学与抗战相结合，撰写了诸如《“抗战必胜”的历史学解释》等文章鼓舞士气，以历史经验论证抗战必然胜利。重要的是，他开始对民族及民族革命问题有了系统性的思考。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他的文章更多集中到“民族”的相关议题上，这些文章大多收录于文集《民族之路》和《非宇馆文存》中。目前所见最早的出现于1938年，是《经世》半月刊连续三期刊登他在河南大学的演讲稿《中华民族之特质及复兴之途径》。他总结中华民族的特质为“和平、宽大、知足”，认为中国复兴的途径有三：“(一)尚武，恢复生存必要的抵抗力；(二)组织，加强团结一致的精神；(三)科学，‘迎头赶上’欧美的文化。”此文是以史为据的政论，目的是为“民族复兴”和抗战大业提供方案。同年发表的《民族战争与历史的教训》更具意义。萧氏在文中指出，中国古代也有民族战争，但那些少数民族至今“已变为中华民族之新份子”，这与近代的民族战争(反抗西方侵略)是不同的。而“去年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华四万万人团结一心，要完成民族革命的大业”，此时，“我们民族革命的运动，实具有一贯的思想，而革命的对象，则有逐渐被消减的趋势”。萧一山认为“反清复明”即是反抗满清的民族革命，从郑成功、天地会、洪秀全到孙中山，“前赴后继、始终不断”，最终推翻清廷，“结出了一颗硕果，中华民族本应该放灿烂的光辉了！”但“因为欧美力量的东渐，民族革命遇到了新对象，实在有点棘手”。

可以看出，虽然该文论述的主题并非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只是“民族战争”本身，写作目的也是服务于抗战宣传，但文中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当时的民族革命观念。他认为清代的民族革命始于郑成功，天地会等“反清复明”运动是其延续，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则与之一脉相承，而辛亥革命后的民族革命主题是反抗“西力东渐”以至反抗日本侵略。前者与萧氏后期的民族革命史观基本相同，但后者仅从辛亥革命开始计算“民族革命的新阶段”，可见他此时的民族革命观念还处于形成之中，这一观念也仍未成为论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

短短的几个月之后，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叙述迅速走向完善，1938年10月发表的《民族革命的三阶段》和11月的《论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标志。他认为，中国近代的三大枢纽事件是太平天国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国民政府的统一，枢纽人物是洪秀全、袁世凯和蒋介石。据此，他认为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为“从反清运动到太平天国的覆败、从自强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倒袁运动到抗战建国(此阶段分为北伐前后两个部分)”。相比7月的文章，萧一山将帝国主义作为第二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将反帝革命提前至曾、左、李的自强(洋务)运动。同时，他指出民族革命“整个的支配了近代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形成是以它为骨干的。从二百五六十年以前直到现在，全国人民朝朝暮暮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过日子”。此时，民族革命观成为萧一山近代史叙述的主要线索并坚持始终。“三阶段”也成为其民族革命体系的典型标志，之后虽不断补充细节，但主体结构基本维持。

此后，萧氏有一系列文章对这一史观加以解释和论证，同时他还将民族革命观融入教学和著作之中。1943年，教育部委托萧一山撰写各大学文学院共同必修科目《中国近世史》的教材大纲，其开篇即指出：“本科目应以近代民族革命之史实为中心”，“民族革命运动，乃此大变局中之主潮”。在纲要设计中，民族革命线索居主位，其他内容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仅为辅助。这说明他在中国近世史的教学中已充分宣扬民族革命的叙述线索，并希望借撰写教材纲要之机将其发扬光大。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是萧一山流传后世的主要代表作，书中也强调：“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他为骨干，以为他——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他为枢纽而变动的。”这样，民族革命观由问题、线索而最终成为萧氏的代表性“史观”。经笔者考证，《清史大纲》是依据《中国近世史教材纲要》撰写的，民族革命观在书中论述得更为完整。其具体要素和阶段划分如表1、2所示。

表1、2是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的具体要素和阶段划分。萧氏在抗战胜利后彻底走向政坛，此后他的作品多为单篇文章，或对前期著作进行修正，民族革命史观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在史观的转变过程中，萧一山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是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试图在全国推行三民主义，并以其为依据进行历史解释。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论述中，已有以民族观念为基准的近代史描述。例如，他的《民族主义第二讲》以民族压迫为主题论述中国近代的危机，其中已初步形成“元、清民族矛盾”和“列强压迫”的区分。《民族主义第三讲》则简述了他对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解。自孙中山应邀为《清代通史》题写书名起，萧一山对他就充满敬慕，其作品中引述的孙氏经典言论比比皆是，尤其是1938年关于民族革命的系列文章中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援引和阐释甚多。作为“从政学者”，与国民党越走越近的萧一山自然愿意用孙中山的思想作为串联近代中国历史的线索。这种叙述体系与近代史中的“革命叙事”非常接近，此后国民党的官方近代史叙述中也对民族革命史观有所采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早已萌芽的中华民族观念随着媒介的推动实现了“大普及”，知识分子和史学界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作为有爱国情怀的史家，萧一山亦参与相关讨论。

可见，除前辈学人所述的受家学、公羊学的影响之外，萧一山与政治的逐步走近、孙中山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和抗战时局的演变，是促成其民族革命史观形成的重要因素。此外，学者的思想转变亦有学术交往方面的原因，早在《清代通史(上)》出版时，杨栋林为其撰写的序言中指出：

今将再就鄙见所及者，以商之萧君。明清之际，非仅一家一姓之兴亡，抑且关系东亚诸民族之盛衰。即清末汉人之光复运动，亦以此为渊源，实为彰明较著之事。故本书命名虽标《清史》，而当时各民族间之关系，似不妨多所著录，一也。复次则三百年来，世界关系，日趋密切。中国乃在在仍居于被动地位。倘不从世界大势上为之说明，则虽万语千言，仍不足以明中国所以孤立而被动之真像，二也。又就政治上论之。清代政权兵柄之转移，无不以民族关系为之机枢。汉满蒙回藏之盛衰，固不必于靖三藩，平漠北，定回疆，征西藏，以及湖广革命，蒙藏外叛之顷，乃能见之。须知潜移默化之者功效，不必减于耀武扬威之者举动也。此其三。最后则所谓社会者，亦与世俗常用之义稍异其趣。愚以为中国史上社会变迁之故实，当在省藩州县中求之。如人民之移植，文化之隆替，生计之盈亏，无不皆然。夫仅云着眼社会，固属无当之空谈。而毛举细故，亦未必能代表社会之真像。求其方法，惟在从各地方着手耳。此其四。

以上所提四点，有对萧氏《清代通史(上)》批评补正之意味，但甚合实际。杨栋林认为萧一山应更多关注民族关系，既包含清王朝统治内部之各族，也包括中外关系、清廷与列强地位之消长。这种提醒亦可作为萧氏史观转变的一个因素。

三、民族革命史观影响下萧氏史学叙事的演变

萧氏之著作虽名为清史，但在当时，“清史即近代史”不仅是其本人的认知，也为时人所认可。即便以1840年为界，晚清史亦为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对比萧一山对相同事件、人物等关键要素描述的变化，可以窥见其史观转变对史学著作的影响。萧氏1920年代先后完成了《清代通史》的上卷和中卷，中卷自雍正乾隆朝至鸦片战争为止。下卷的最初版本为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讲稿本，起自太平天国，终至维新运动，成书时间约为1930年前后。在与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和萧一山在台期间修订再版的《清代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2年版)的比较中，可看出其史学叙事的演变。

在萧一山的民族革命观中，早期的民族矛盾即满汉矛盾，故反清复明势力均为“反满的民族革命者”。其中，郑成功地位最为特殊，《清史大纲》称其为“革命运动之倡导者”，是民族革命酝酿阶段的最先驱人物。郑成功有双重属性，他既为抵抗清廷忠于南明的反满领袖，亦为驱逐荷兰殖民者复夺台湾岛的反侵略将领。但在萧一山的早期著作中，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被冠以“桂王之割据与郑氏之侵略”的章标题和“郑成功之沿海侵略”的节标题。后萧氏在台重新修订《清代通史》并再版后，标题改为“桂王之偏安与郑氏之伟业”与“郑成功之光复事业”，涉及“侵略”的措辞多改为“攻略”。萧一山赞赏郑成功对明朝“请以死以报陛下”，拒不归降坚持抗清的“忠义”，关于郑氏克复台湾则数语带过。《清代通史》关于郑成功的主要论述为与清廷的周旋和战争。所谓“侵略”意在指郑氏与清军在沿海发生的战争，但立场是清廷，日后修订时的词语改变也意味着他的立场扭转。1940年代之后，萧一山对郑氏的评价发生重大变化。在《清史大纲》中，他认为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不能不大书特书的人物：“当国破家亡之后，奋身而起，作光复运动，不克，则率雄狮以驱逐西洋人，建海外之王国，替明朝保持二十多年的正朔，最后则为民族革命组织一个秘密集团，以负荷反清复明的使命，作民族解放的先驱，像这样雄才伟略，可歌可泣的事实，真是亘古罕有。”在台修订的《清代通史》中，他在此节增加大幅评价，将其与箕子之朝鲜、耶律大石之西辽并论，并指出“惟成功开辟台湾，驱逐荷兰夷人，留存革命基地”。这样的评价转变不仅说明他意识到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克复台湾的重要意义，也是他将郑氏的抗清事业视为民族革命之起始。这是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形成后才发生的转变。

天地会与太平天国被萧一山认为是民族革命的“前驱”和“壮澜”，两者在萧氏的后期著作中被连为一体进行叙述，但早期并非如此。《清代通史(下)》的早期版本开篇即太平天国，第一节“汉族革命事业之初起”，仅用一页多的篇幅介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渊源是“秘密结社之中抱有民族革命之思想者，又复含有基督教之新份子”。对“秘密结社”的介绍也很简单，只作了简要描述和列举，天地会仅为其列举内容之一。但1932年出洋考察史料后，他对天地会、太平天国等的研究逐步深入，加之民族革命观念的形成，他逐渐将天地会和太平天国连接起来。在《清史大纲》中，天地会接续了郑氏父子留下的“革命香烟”：“陈永华遂就郑氏举义献血定盟的方式，组织一个革命集团，名叫天地会，取父天母地的意思，标反清复明的目的。”而洪秀全“官私记载都说他是朱九涛或洪德元的弟子，继续他们的势力而起的，朱、洪的事迹无可考，但总是天地会的首领”。天地会是太平天国的“前驱”，该书用长达七页的篇幅论述两者的关系。作为“大纲”，此处已用了远多于“通史”的篇幅进行论述。萧一山赴台后重新修订的《清代通史》中，关于太平天国的章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节题目变为“民族革命之先驱”，专论与天地会的关系，长达三十四页。这说明在十几年内，萧一山对太平天国运动起源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既有其赴欧美考察史料并加以研究的“新进展”，也有民族革命史观的因素。同时代的太平天国研究论著并未将天地会和太平天国作如此紧密的联结，而在萧一山这里，早期的革命为反满或反清复明，起自郑成功父子，中间以天地会等抗清组织为延续，太平天国随后承继之。这样的民族革命史观作为清史或者近代史的一条主线，更清晰，也更完整。

作为当时国内重要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萧一山自始至终不吝惜书写太平天国史，在北平文史政治学院演讲本的《清代通史(下)》中，太平天国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篇幅。1930年代，随着史料整理的推进，萧氏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日益精进，新论迭出，评价和总结相应发生变化。较早版本的《清代通史(下)》虽全面书写了太平天国由兴到衰的过程，但并未专门论述其成败得失，只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萧的立场和视角。如他称太平天国为“汉族革命之初起”，在描述清军与太平军战斗时，其立场时而倾向太平军(如“武汉三城之攻克、南京之奠都”，时而倾向清廷(如“安庆之不守、武昌之再破、江南大营之失陷”等，时而又居于中立。他虽意识到太平军的汉人革命属性，但立场并不明确，并未对其采取完全推崇的态度。这可以从侧面证明在史学理论体系和叙述框架形成之前，萧氏对史实和人物的评价并无明确标准。但在台北商务印书馆修订版中，其倾向于清廷的表述有所改变，比如“安庆之不守”改为“安庆之攻克”、“武昌之再破”改为“太平军再破武昌”、“江南大营之失陷”改为“江南大营之破”等。这些细节的修正代表着萧氏立场的根本转变，正如他所言：“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场论，它(太平天国)无疑的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结果，为国民革命开崭新的道路。”

在《清史大纲》中，萧一山指出太平天国影响巨大，从民族革命的角度“虽没有把满清打倒，然而政权转移于汉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谓已达到了一半”，民族革命的势力也因此大增。在政治方面，萧氏认为太平天国包含有民权主义，但只是偶然地为民主政治留下了一点影子。在社会革命方面，萧氏引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论断，赞许洪秀全时代已经有“共产主义事实”。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彼时萧氏认为其本应标榜中国文化，而非采用“异端”攻击士大夫阶级。在1962年重新修订的《清代通史》中，萧一山为太平天国的影响和失败原因撰写专章论述。关于失败的原因，萧氏总结为“思想之矛盾、神权之迷信、知识之浅薄、人才之缺乏、外国之干涉”。此五点为对《清史大纲》的总结与升华，并注入了民族革命的内容，如认为民族主义与基督教存在矛盾、外国侵略者参与镇压革命等。在影响方面，他维持了《清史大纲》的民族、政治、社会革命的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这种高度的评价、系统化的总结，既是萧氏研究日益精进使然，也是其史观转变的结果。

综上，可见萧一山早期著作与民族革命史观形成后论述之差异。学者的学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学术观点和对史实的书写会发生变化。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形成和完善于全面抗战期间，因此其于1944年完成的《清史大纲》相比十余年前的《清代通史》，已有较大幅度的改变，“民族革命”作为叙述线索贯穿全书，著作中“论”的部分亦处处体现民族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萧一山在赴台后大幅度地修订《清代通史》，在保留大体框架的同时，将时间从同治年间续写到清末，将民族革命加入清史书写，并修正与史观不符的措辞和表述。这是萧一山观念变化在其著作中的突出体现。

四、结语

今人提及萧一山，多认为其是清史研究的专家，其史学的最大特色即为民族革命史观。但该史观并非自始有之，也非从天而降，而是有着发展演变过程的。

早在北大读书期间，萧一山就凭借《清代通史(上)》年少成名，此后他的《清代通史》(中)和(下)以及《史学之研究》陆续完成，在清华任教期间亦有《中国通史讲演大纲》等著作问世。此时他的史学著作仍以叙事为主，虽体现了爱国情感，但并无明显的史观作为线索，其史学观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多受到“新史学”思想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政局的变化，萧一山的人生选择和学术道路也出现转折。他逐步与政治走近，和国民党高层有了密切往来。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加深，他的文章与时局联系更为紧密，1938—1939年，其民族革命史观初步成型。1943年，他为教育部撰写的《中国近世史教材大纲》中已经使用民族革命作为近世史教学的主要线索，1944年完成的被后世视为代表作的《清史大纲》则是新的史观指导下的成果。促成其民族革命史观形成的原因众多，既包括与政治的走近、三民主义的影响、时局的演变和民族存亡危机的加深，也包括其他学者的引导等因素。

在史观发生重大变化后，萧一山的史学论述发生了变化，既有叙述线索、结构的重大转变，也有对一些具体史实、事件及人物评价的修正，一些措辞的修改亦可看出其立场的扭转。通过对萧一山早、中、晚年研究的对比，可见其笔下的郑成功由忠义的抗清领袖变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先驱，太平天国革命与天地会具备了承继关系，成为民族革命的“壮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逐步抬高，总结也不断完善，使之成为民族革命线索上的重要一环。（节选自《中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