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名士姻亲简考：黄暹与陆以庄

清代萧山文风鼎盛，家族联姻是维系地方士族地位、传承文脉的重要纽带。《萧山埭上黄氏家谱》收录的《黄暹传》，由嘉庆年间翰林院纂修陆以庄撰写，文中既详述了传主黄暹的生平德行，亦隐含黄、陆两族深厚的姻亲渊源。本文以该传记为核心，结合清代科举制度、萧山地域风貌及陆以庄史料，对二人身份、姻亲关联及背后的家族生态进行严谨考证，还原清代萧山士族的社交图景与价值追求。

《黄暹传》开篇即明“公讳暹，字子晋，于吾门世有婚媾，频往来，吾族咸饮服焉”，既点出黄暹名讳字号，亦奠定姻亲视角的叙事基调。

传记载“公之考曰声闻，髫年见背”，“髫年”指孩童七岁左右，可见黄暹自幼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其母为陆氏族人，即陆以庄姑母，这是黄、陆两族联姻的核心佐证，黄暹本人为陆氏外甥，为两族后续持续通婚奠定基础。

黄暹之母“励志坚贞，以养以教，俾至成人”，在丈夫早逝、无兄弟帮扶的困境下，既担起抚养之责，更重品行培养，终使黄暹“治事悉当”，成为家族支柱。其母“以节为未亡人所应尔，不欲旌”，体现传统女性贞节自守、不慕虚名的品格。乾隆二十年（1755年，乙亥年），黄暹为母向朝廷请奖，屡遭拒绝仍坚持再三，终获成功，既彰显其孝道，亦反映清代“旌表节妇”制度在地方的实践——士族通过为亲眷请旌，既认可亲眷德行，亦提升家族声望。

黄暹的德行核心可概括为“孝、刚、俭、义”，契合清代地方名士的道德规范。“孝”方面，除为母请旌外，他常以未能事父为憾，坦言“吾父不及享吾养而卒，吾惟谨身饬行，庶几贻吾父以令名”，终身以谨身修德、为父争光为追求，从善不怠。

处世中，黄暹“刚正自持，不畏强御”，乡里有纷争时，他总能排难解纷、直言规戒，成为公认的乡贤。居家则“务俭约”，反对奢靡；遇社会责任则“乐为义举”，乾隆二十年间当地歉收，他倾其积储救济贫乏，面对赞誉却面露愧色，称“吾之为是，非以望报，期有当于前人意耳”。这种重义轻利的行为，是清代士绅“修身齐家”理念的地方实践，既缓解民生疾苦，亦巩固家族地方影响力。

黄暹“幼而聪慧，好读书，缘家政撄心，有志未逮，遂缘例入太学”。清代太学入学分科举正途与“援例入监”（捐纳、荫庇等），黄暹因家族事务繁杂，未能走正途，最终以例入监成为太学生。这一身份虽非高官，却属士绅阶层，使其得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

黄暹子嗣延续了士绅家族属性：长子上甲为太学生，次子上科为儒士，长孙象占为博士弟子员（秀才），家族世代以读书为业。其女嫁入陆氏，是两族“世有婚媾”的又一佐证，说明两族通过多代通婚形成深度绑定。

《黄暹传》落款“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兼武英殿纂修官年家眷弟陆以庄拜撰”，结合史料可知，陆以庄（？-1827），字履康，号平泉，浙江萧山人，嘉庆元年进士，嘉庆、道光年间重臣。其履历与身份，印证了其为黄暹撰传的合理性与姻亲渊源。

甲科济美坊

陆以庄嘉庆元年中进士后，获赐进士出身，早年入翰林院任纂修官，兼武英殿纂修，负责国史、典籍编纂，这与其文笔学识相匹配。其仕途履历丰富：嘉庆六年任贵州学政，八年连任，十五年调陕甘学政；十八年擢太常寺少卿，十九年任左副都御史；道光年间历任四部侍郎、左都御史，四年官至工部尚书，七年因病解职后逝世，谥号“文恭”，彰显其政绩与操守。

落款“年家眷弟”是清代社交谦称，“年家”指同年科举相关家族，“眷弟”指向姻亲晚辈。结合《黄暹传》“母氏，吾族姑母也”，可推断黄暹之母为陆以庄同族姑母，二人属表亲或叔侄辈分，“眷弟”称谓既显尊重，亦明姻亲关系。

陆以庄为萧山本地人，与黄氏同为萧山士族，两族“世有婚媾”是本地士绅交往的典型模式。虽陆以庄长期外放或在京任职，但始终与本土家族保持关联，为黄暹撰传既是人情往来，也是对黄氏士绅身份的认可，更是对地方贤达德行的弘扬。

黄、陆两族的联姻，折射出清代萧山士族“以血缘为核心、以联姻为纽带、以德行学识为立身之本”的生态特征，承载着血缘传承、文化认同与社会互助功能。

联姻是士族延续的核心纽带，两族从黄暹母嫁入黄家，到黄暹女嫁入陆家，形成闭环关联，实现资源互补——黄氏借陆氏官场声望提升地位，陆氏借黄氏巩固地方根基。而“德行”与“学识”是士族身份的核心标识，黄暹以乡贤德行立身，陆以庄以科举仕途显名，二者虽境遇不同，却共同践行“修身传家”的价值观。同时，士绅承担着地方公共责任，黄暹救灾济贫、排解纷争，陆以庄为乡贤撰传弘扬正气，均体现了士族连接朝廷与地方的桥梁作用。

《黄暹传》以姻亲视角，留存了清代萧山士绅黄暹的生平，也展现了黄、陆两族的深厚关联。黄暹以孝立身、以义行事，为地方贤达；陆以庄身为朝廷重臣，以姻亲身份为其撰传，彰显了两族渊源与萧山士族对德行学识的共同追求。两族多代通婚的模式，是清代萧山士族生存与发展的典型写照，而《黄暹传》的收录，不仅是黄氏家族文脉传承的举措，更为研究清代江南地域社会、士族生态与姻亲关系提供了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