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女混浴，韩国以露为荣，它们到底为啥如此疯狂这么开放？

一八九四年，六十三岁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拖着那条不太灵便的病腿，第一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太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可当她在汉阳（现在的首尔）街头溜达了一圈后，整个人都裂开了。

她那双看遍世界的眼睛，死死盯着街边那些正在捣衣的妇女——她们穿着一种极短的上衣，短到胳膊一抬，整个胸部就大喇喇地露在外面，而本人却神色坦然，完全没有要遮挡的意思。

紧接着，她又去了日本。

在北海道和本州的乡下，她更是被眼前的一幕震得七荤八素：在那热气腾腾的澡堂子里，男男女女赤条条地挤在一个池子里泡着，互相搓背聊天，仿佛性别这东西压根不存在。

那一刻，西方人脑子里关于东方“含蓄、内敛”的滤镜，碎得连渣都不剩。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尚未开化的蛮荒陋习，甚至带着有色眼镜去猎奇。

其实吧，这两件事背后，藏着东亚这两个邻居被地理环境和残酷历史扭曲的生存逻辑。

咱们先说韩国。

现在一提到韩国，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往往是舞台上穿着清凉、劲歌热舞的女团。

不少人觉得这是为了迎合欧美审美，或者是资本为了博眼球搞出来的“软色情”。

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你会发现“露”这件事，在朝鲜半岛那是有着极其辛酸且硬核的历史根源。

在李氏朝鲜后期，街头随处可见这种穿着特制短上衣（叫“则构里”）的女性。

那衣服下摆短到只能勉强遮住腋下，胸部完全处于“真空”状态。

这在当时的儒家礼教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但在底层百姓的逻辑里，这不仅不丢人，反而是值得挂在胸前的“勋章”。

为什么？

这事儿特别现实。

因为只有生了儿子的妇女，才有资格这么穿。

在那个重男轻女到了变态程度的时代，女性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

乳房在那个语境下，压根就不是什么性特征，而是“传宗接代”功能的防伪认证，是哺乳期的“工具展示”。

一个女人，只要敢这么穿上街，就等于向全社会高调广播：“老娘生了儿子，完成了为夫家延续香火的最高KPI。”

就这一露，她在婆家的腰杆子就能挺直几分，走路都能带风。

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一九一零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殖民者觉得这画面太“有伤风化”，丢了东亚人的脸，才让警察拿着棍棒强行给禁了。

可是，历史这东西，总是换个马甲就卷土重来。

百年后的今天，韩国女团在舞台上的“露”，虽然不再是为了炫耀生了几个儿子，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生存手段。

现在的韩国社会，财阀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上升通道，阶级固化得像花岗岩一样，普通人想跨越阶层比登天还难。

在竞争惨烈到令人窒息的娱乐圈，当才华和努力不足以突围时，身体就成了最后的武器。

从百年前为了生存“露乳”，到今天为了出道“露腿”，背后的逻辑从未变过：在一个高压且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女性的身体往往最先沦为被消费的资源。

再转头看看日本。

日本这地方，整个就坐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地底下全是岩浆，稍微动一动就是地震海啸。

但也正因为这“地狱模式”的地理构造，给了他们全世界最丰富的温泉资源。

古代哪有什么热水器啊，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冬天冷得要命的岛国，钻进大自然的免费热水里泡一泡，是古人治病、取暖、清洁的唯一方式。

既然是求生和生活必需，那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哪有那么多柴火给你烧两锅水？

哪有那么多空间给你分男汤女汤？

在江户时代的“钱汤”（公共澡堂）里，甚至出现了一种极度反差的现象：平日里等级森严，武士见到平民都要摆架子，但衣服一脱，跳进池子里，大家赤诚相见，反倒实现了一种诡异的“众生平等”。

这种在热气腾腾中的短暂释放，被日本人视为“极乐”。

他们觉得，我在澡堂里看到异性裸体，那是为了洗澡，跟色情没半毛钱关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爸爸浴”这种奇葩习俗。

在日本父亲的视角里，女儿给自己搓背、一起泡澡，不是男女之防的崩塌，而是“亲情交流”和“尽孝”。

他们剔除了儒家核心的“仁”，却无限放大了“忠”和扭曲的“礼”。

在他们的认知里，只要是为了家庭和睦（小集体的忠），父女共浴这种在旁人看来乱伦的事，反倒成了一种无需避讳的“天伦之乐”。

当然，为了省一缸洗澡水这种务实的原因，也是精打细算的日本家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共享经济吗？

只不过共享的是隐私。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这种对身体界限的模糊，最终都导向了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

二零零二年世界杯期间，有数据显示，韩国的性交易金额一度超过了餐饮旅游业；而日本的风俗业在二零零零年前后就贡献了数百亿美元的产值。

这不仅仅是“开放”两个字能解释的。

二战后，美军的进驻给日韩两国带来了西方的性解放思潮，但这只是催化剂。

根本原因在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韩国是财阀只手遮天、容貌焦虑严重，所有人都在内卷的漩涡里挣扎；日本是职场等级森严、加上岛国特有的末世危机感。

当精神压力大到无法排解时，性产业和对身体的消费，就成了全社会宣泄压力的出口。

这就像是一个高压锅，如果不留个出气孔，早晚得炸。

所以，当我们今天猎奇地看待日本的“爸爸浴”或韩国的女团舞时，看到的不仅是风俗，更是历史的伤疤。

一九零四年，伊莎贝拉·伯德去世。

她写下的那些见闻，如今成了泛黄的纸张，但那片土地上的故事，依然在换着方式上演。

参考资料：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探求堂，2000年。